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行政参与中的激励机制探析——以城市治理中参加人的利益平衡为视角

作为现代开放式行政的重要手段之一,行政参与不仅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级政府的工作实践,而且也在我国的立法中得到了逐步确认。然而当前在不同的行政领域中还存在着"参与充分"和"参与不足"并存的现象。仅就后者而言,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环境、卫生、社区治理等行政领域与参加人的直接利害关系相对较弱,参加人在付出了参与成本之后难以得到直接回报。为改变这一现状,有必要通过行政法律规范为参加人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参加人的选择性收益,从而吸引其积极、健康地参与其中。     

论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社会法制不发达、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一般给付诉讼类型的背景下,探讨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尤为必要。给付行政的基本原则应注意与传统侵害行政的差别,其合法性受"法律保留"、"预算保留"、"立法机关审查"等多个原则的控制,以达成民主正当性;给付行政亦应遵循社会国原则,承担最低限度的国家"生存照顾"义务;给付行政的合理性受到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补充性原则的约束。     

司法附属行政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法官地位

“司法附属行政”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法官地位就呈现出鲜明的附属性特征，这种特征同样体现在法院的地位和司法权的地位上，这也导致中国古代法官没有专门的职业保障制度，而这一切都深深地镶嵌在当时的人治大背景之中。通过与现代法官地位的比较，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古今法官地位以至整个司法状况的巨大差异。中国现代法官地位在独立性方面相对于古代法官有了巨大改善，但仍然不尽如人意，还需要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进行反思和重点关注。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通常是以司法和行政相结合的方式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即所谓"双轨制"。从两种保护形式的比较来看,用行政手段和措施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是颇具优越性的。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得到了长足进步,但尚存不尽人意之处。就如何妥善设计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体系来说,首先要逐步建立健全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其次,要通过各种途径确保行政和司法两种保护方式之间的无缝链接。     

新形势背景下构建高效企业管理体制的策略研究

迈入新世纪之后,我国各企业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企业不得不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谋求新的发展,同时,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导致市场竞争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瞬息万变的竞争形式,如何在多变的环境中求得长期生存与发展,是许多企业要考虑的问题。实践证明,只有构建起高效的管理体制,才能够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使企业收获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尝试研究在新形势背景下构建高效企业管理体制的策略,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公益诉讼制度框架下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研究

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修改,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其中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成为新时代依法治国的新举措。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了检察机关督促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的职权,但2018年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删除了审议稿中该项内容。本文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提出背景出发,通过分析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之间的关系,探讨检察机关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权,分析目前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存在的困境,提出正确认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基层检察院设立专门公益诉讼机构等完善建议,以期推进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职责,更好地监督行政违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税务行政裁量权的理论阐释、行为纠偏与路径选择

税法中不确定概念下的理论空间以及税务行政的实践需求共同营造了税务行政裁量的制度空间，而不规范的税务行政裁量则为不规范的税收执法提供了操作机会。通过对税法文本中不确定概念理论缘由的寻求，以及税收征管中实践动因的梳理，税务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化确有必要性。为达成税法运行各司其职中的彼此制衡，有必要强化比例性原则在税务行政裁量中的运用，以此限制税权介入纳税人私域的范围与限度，并提供明确化的宏观指引；利用行政裁量基准“行政自制”与“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借助标准化的文本修正，为规范化的税收执法预设行为轨迹、构建外在制约并压缩裁量空间；以纳税人的同意权为基础，设计符合税法特殊性的程序规则，形成立体化的纳税人救济路径。最终形成税务行政裁量权积极运作与规范运行的制度环境。     

新时期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初探

我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为了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应该构建一个"三层三类全覆盖"的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第一层次为国有经济管理委员会,第二层次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第三层次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类国有企业。该体制有利于国有企业从一系列的政府监管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在具体构建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时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国资委向国经委转变;二是以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抓手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三是把握"管资本"的核心内涵,让国有企业的运行回归到企业本质;四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允许各地政府积极探索自己的新体制。     

论行政行为检察监督及其制度优势

行政行为检察监督指检察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的法律监督。我国尚未确立行政行为检察监督的法律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为确立行政行为检察监督制度奠定了政治基础。行政行为检察监督将在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进程中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行政行为检察监督有助于健全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体系;能有效填补行政法制监督传统机制的不足;有助于摆脱司法审判困局,缓解行政审判机关的压力,畅通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程序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