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以平台自治为视角

"通知—删除"规则的法律条文并没有赋予平台自治的空间,但是平台自治的需求已经"凸显".免责条款理论表面上能保障平台自治,但是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归责条款理论是我国的通说,其扼杀了平台自治的空间,司法实践对此虽有调和,但是难以济事.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系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在性质上仅仅是行为标准.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违反"通知—删除"规则的情形并非侵权的充分条件.事实上,这一行为标准的违反在侵权法上的意义仅仅作为主观过错的证据,电商平台可以反证其不具有过错.司法实践中亦有区别对待"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和侵权之认定的做法.明晰此点方可保障平台自治,同时亦实现电商平台对用户监管之目的.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界限新解

国家工作人员在将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实施完毕之前,知道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且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可以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共同受贿,特定关系人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将涉及请托人利益的履职行为实施完毕之后,知道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且未退还或者上交的,不能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因具有受贿故意而构成受贿罪,此时,特定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中的双重注意义务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原有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科学修正，但事前保护缺位与事后救济程序失范的问题仍然存在。随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完成角色转型和技术升级，其作为网络侵权风险的控制者和参与者，有必要且有能力承担未通知阶段的主动预防义务和已通知阶段的证明材料审查义务，以弥补著作权保护和用户利益保护的漏洞。双重注意义务应分别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危险的预期和控制能力以及材料审查能力相适应。未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以技术措施为主要履行方式，其注意标准的认定应综合考量技术水平、服务类型、内容介入程度、是否直接获取收益等要素，未尽该注意义务仅为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而非唯一标准，并不必然导致侵权责任。已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仅限于对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有限的实质审查，尽到此注意义务的，可以免于承担侵权责任。     

《宋史·卓行》浅析

通过读《宋史·卓行》,可从中窥出若干问题与结论,其起源、背景、原因都有一定的浅析。《宋史·卓行》展现的是一种对于道义上的极力维护,道义属于精神文化范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文化上的正确轨道是对整个社会有着极大的帮助,亦是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均不敢轻视的法宝。     

《电子商务法》视角下网约车平台的信息披露义务

近年来网约车平台的信息管控问题受到较多关注。网约车属于服务提供型电子商务平台，具有更强的人身安全保障需求，以区别于以实物商品为交易标的的商品提供型电子商务平台。网约车平台对于服务提供过程中的驾乘信息有强大的管控能力，同时也需承担承运人责任。《电子商务法》为电子商务平台直接或间接设定了信息披露义务，在《电子商务法》未明确规定或仅做原则性规定的情形下，网约车平台亦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相应信息做单独处理以满足乘客、利益相关人和国家机关合法的信息披露要求。在一般情况下，网约车平台需向一般公众提供平台信息与平台内经营者信息，特别是法律要求的基本信息，而在特殊情况下，网约车平台不仅需要提供相应个人信息与运营信息，还需满足披露质量上的即时性和全面性要求。     

关于改革我国陪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陪审制度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 ,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陪审制度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 ;陪审形同虚设 ;不注重陪审人员素质 ;陪审意识淡薄 ;名为陪审实为“陪衬” ,使陪审成为摆设 ,可有可无 ;人民陪审制的作用逐渐被淡化。于是 ,有人主张取消人民陪审制度 ,有人主张照搬西方的陪审团模式。本文就此提出关于完善我国陪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可持续发展·义务本位·文明的飞跃

可持续发展呼唤义务本位的法律精神 ;具有普遍意义的义务本位为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 ;可持续发展观的推行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质的飞跃 ;义务本位是推进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类文明飞跃的重要思想理论武器。     

《圣经》与《可兰经》：圣书之争

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虔诚的信教者”。他们都相信这些圣书所记载的东西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广布教义，让全世界的善男信女都信奉主的教诲。（犹太人是第三类人，他们不信神不信教，不觉得他们有同样的责任和义务。）     

我能要求孙子供养我吗?

编辑同志:我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老伴和唯一的儿子已经去世,女儿经济条件很差,自己都捉襟见肘,无条件从经济上供养我,只能在生活上照料。我有个孙子是机关公务员,经济状况较好,有能力从经济上供养我,但他以我没有抚养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