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卓行》浅析

通过读《宋史·卓行》,可从中窥出若干问题与结论,其起源、背景、原因都有一定的浅析。《宋史·卓行》展现的是一种对于道义上的极力维护,道义属于精神文化范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文化上的正确轨道是对整个社会有着极大的帮助,亦是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均不敢轻视的法宝。     

道义逻辑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规范命题的方阵理论最多是未被证明的假说 ;将“允许”作为权利性规范词 ,把“不可以P”等同于“不允许P”是规范方阵理论的两个误源 ;规范命题复合形式展开的正确与否 ,决定于是否准确把握规范词的含义和命题联结词的逻辑性质     

公共政策伦理分析的三个维度

善政只解决了根本制度问题，在善政之下还存在善治问题。如何进行善治？在一个良序社会中，善治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上，因而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分析，即要回答公共政策的正确与否、公平与否。公共性与偏私性、实然性与应然性、功利性与道义性是对公共政策进行伦理分析的三个维度。     

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与金承光先生商榷

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道义逻辑不是因为实际应用而产生,它不能够即时的被法律逻辑所应用并不表明它毫无作用;即使是在应用领域同样可以有广阔的前景;在知识表达领域,在多智能主体系统领域都可以看到道义逻辑在发挥作用。     

庆历士人的文学不朽观

北宋庆历士人对人生如何不朽、文学如何不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最终都将化为泥土和灰烬,只有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才能实现人生的不朽。庆历士人充分肯定文学创作在人生不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文学不朽的根本在于道义,同时还须具备一定的辞采和独创性。这样的文学不朽观不仅奠定北宋古文复兴的基础,而且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经济理性的完善及其与道义理性的对接——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

古典经济理性理论在两个方面一直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难题,其一是如何解决利益通约性问题,即不同主体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对利益在质与量方面的理解如何通约;其二是如何解释利他的行为。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经济理性理论可以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但面对"什么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这样的学理问题,经济理性解释理论本来在诸多情况下就缺乏说服力,将其置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野中进行审视,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则更为凸显。认知神经科学与经济学、哲学的跨学科研究表明,经济理性与道义理性的对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农民的道义经济与发展抗争 ——一个西北少数民族村落的征地谈判个案分析

［摘要］通过对一个西北少数民族村落征地事件及其扩散的社会情绪的分析，展现出底层农民的道义经济观，即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与平等发展的社会公正观，以及影响其实现的根源，即在社会转型中人情网络关系向个人契约关系转变的失败。同时，也反映了底层农民就征地问题表露出的在生存与发展问题上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与对地方基层不满的政治倾向。     

公民责任：动因分歧与协调

公民意识教育重在公民责任意识教育，公民责任意识教育的有效性在于激发公民内在责任养成动力；公民责任养成动因具有两种运行机制：功利论和道义论；功利论动因尊重公民责任的获利权而具有现实性，但强调责任的功利性手段又具有局限性；道义论动因以其“利他性”而成就了公民责任的崇高性和造就公民道德品质，但忽视甚至否定合理的个体利益诉求又超越了现实；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公民责任教育的有效性和和责任行为的崇高性。     

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

本文着重讨论了四种道德学派即: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道德感派、以儒家为代表的良知派、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由意志派。并从两个方面对道德进行划分:从动机上把道德分为理性的和情感的,从层次上把道德分为功利的和道义的;进而将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情感主义、理性主义、功利论和道义论纳入一个统一的层次结构。与此同时,对儒家伦理和西方伦理做了较为深入的比较,揭示出二者之间的不同发展路径和互补格局。     

外交伦理视角下中国抗疫对外援助问题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国家体系将更加矛盾、复杂和多元。一方面,中国积极抗疫积极开展抗疫对外援助,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对全球做出了牺牲和贡献;另一方面,中国抗疫对外援助面临各种国际压力。从外交伦理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抗疫对外援助是一种“强实力、强道义”的外交实践,道义目标与国家实力相匹配,既追求一定的道义目标同时也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后疫情时代,我们要理顺和创新中国外交中的道义、利益与实力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更平衡、稳健和进取的外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