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

通过对"合本"与"子注"相关文献的考察,认为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以"广义合本子注"为线索,进一步指出陈寅恪先生"合本子注"概念中的"子注"实为"子本"。"合本子注"的提法不够严谨,其含义实等同于"合本"。最后指出,陈氏从佛学而非经学中寻找《洛阳伽蓝记》等书的体裁渊源,与其对史料的重视有关。     

陈寅恪与四川学者的交往述论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与四川学者林思进、李思纯、徐中舒、缪钺的交往十分重要,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在文化观念、治学方法、研究领域上有较多的一致之处,并且相互影响,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大师是如何练就的

民国是一个国力衰微的时代,但它却盛产大师.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张爱玲、梁启超……他们在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还有像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这样的大画家,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享誉世界的作家,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民国为何会出现这种百花盛开、百家争鸣文化盛景?     

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问题发微

陈寅恪对宋代史学大加赞誉,且极力推崇宋代繁荣的文化和自由的治学环境,但他终生并未撰写以宋代历史和文化为专题的论著,这是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陈寅恪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得自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文化上又主张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因此,他欲寻求中国历史上一个既汲取外来文化又保持本民族地位之案例。然考究其诸多认识均为未经深入研究的观点和看法,多含有主观美化宋代学术政治环境及文化成就的内心向往,只是陈寅恪的个人理想和情感寄托而已。对此,我们应给予"了解之同情"。     

北魏前期汉化的渊源——对陈寅恪旧说的补正

［摘要］五胡乱华时期，由冀州、并州、豫州、青州等地迁往辽东一带的世家大族及其学者，对北朝汉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群体在接受慕容氏政权庇护的同时，也加速了以鲜卑为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北魏建国之后，这批士族人物又为拓跋氏所留意和重用，参与礼乐、典章制度之建设，推动北魏汉化和儒学复兴。或者说，北魏前期的各项汉化举措，乃是继承慕容氏政权固有国策及其人才的结果。     

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士·世风·政风——读蔡振翔《竹林名士与陈寅恪》

《竹林名士与陈寅恪》是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蔡振翔教授写的一本学术论文汇编。虽说是汇编,前后却也自有联系,代表着教授的学术观点,看了他的论著,结合我个人这多年来所历之世事、所思之疑虑,成此文,献给读者。《竹林名士与陈寅恪》有自序和《竹林名士交游考》《读（藏书纪事诗）》《从华文教育到华语教育》等四篇学术论文。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邀请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为导师,以指导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又先后延聘李济、马衡、赵万里、丁文江、林志钧等著名学者为讲师以讲授专门学科。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共计招收七十余位学子,培养出五十余位在现当代国学研究领域取得相当成就的学者,其教育成绩堪称一时之"神话"。为了打造高端学术平台,承继老清华国学院的优良学统和辉煌历史,2009年11月,清华大学决定恢复成立国学研究院,建立起直属学校的跨学科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