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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伟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222-226
［摘要］五胡乱华时期，由冀州、并州、豫州、青州等地迁往辽东一带的世家大族及其学者，对北朝汉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群体在接受慕容氏政权庇护的同时，也加速了以鲜卑为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北魏建国之后，这批士族人物又为拓跋氏所留意和重用，参与礼乐、典章制度之建设，推动北魏汉化和儒学复兴。或者说，北魏前期的各项汉化举措，乃是继承慕容氏政权固有国策及其人才的结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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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伟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1,(4):27-31
自唐永徽年间颁定《五经正义》以来,有关《周易正义》的传本沿革,史籍鲜有记载,而唐、宋时期的《周易正义》传本文献,也罕有存世。而现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阮元本《周易正义》,存有校勘不精、底本不当等问题。如果不注意到《周易正义》历代的传本沿革,仅取阮元本为研究《周易正义》之范本,显然不能厘清《周易正义》之原貌;同时仅据阮元本,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唐代义理派《易》学的思想及其渊源,也难免会有所误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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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5):25-34
儒家经学有章句、经注和义疏等著述形式,其中"义疏"体裁出现于西晋,在东晋中晚期之后渐趋盛行。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对于"疏"体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认为儒家的义疏来源于佛教,并注意到义疏之学有"疏不驳注"的原则,以为这种原则意味着义疏之学缺乏创新精神。考察儒家义疏的起源,当早于佛教的义疏。至于南朝,儒、佛两家的义疏之学同时兴盛,相互影响,那种认为佛教义疏单向地影响儒学的见解,乃是片面的。而唐初学者所标榜的"疏不驳注",实为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企图清除佛教对儒家义疏的影响,越过佛学而遥继经注之学。由此而论,有必要对中古经学的著述形式做认真的研究。 相似文献
4.
潘忠伟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4-108
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角度,对《孝经》学史上题名为“郑氏注”的传本为何得到推崇并盛行的原因进行探讨.通过考察,发现东晋官方有意识地提升了《孝经》“郑氏注”这一传本的权威地位,《孝经》郑氏注的微言大义确实与东晋官方的政治诉求存在明显的共振.该结论对于解决《孝经》“郑氏注”是否即为汉末大儒郑玄所注的学术争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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