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流变考

"正义"本是儒家经典的专用词.开始用"正义"作为阐释体例和文本题目的是唐初由官方认定的<五经正义>,意在止息纷争,整序人伦."义疏"是"正义"之源,"正义"是"义疏"的成熟形式.<五经正义>后,"正义"成为并非限于儒家经典阐释的一种常用的体例形式,而且又衍生出一些变称.自南宋初年浙东荼监司合刻注、疏之后,学林亦称"正义"日疏.其体例也由原来的单疏本,变成注、疏合刊本.     

宋初经学的转型与欧阳修经学的特点

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疑古新变的义理经学思潮的兴起与古文运动是宋初同一的儒学复兴的三个方面,而欧阳修可以说正是集这三者于一身的精神领袖.他的经学同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儒学复兴首先是经学的复兴,表现在经学上,就是打破僵化的章句注疏之学,逐渐地舍弃传注之学,由疑"传"疑"疏"进而疑经改经,崇尚义理之学.儒学复兴是一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对前人经学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从唐初的"疏不破注","宁道孔孟误,讳言服郑非",到北宋变为"以己意断经改经",这是一种经学的转型.不过,疑经是为了更好地尊经,疑"笺传"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前人的成果,是"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八《易或问》,中国书店1986年版).而尊经只是为了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疑"笺传"是为了寻找对儒学经典阐述的新方法,借以树立新的社会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从而找回人们对儒学失去的信心,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是为了找回以儒家为代表的积极入世的信心.……     

广东名儒简朝亮的注经特色与若干不足

简朝亮是近代广东著名的经学家,其经学著述不仅开广东学者以义疏体注经的先河,而且标志广东经学集大成时期的到来.训诂成文是简朝亮撰写义疏体著述的手段,注音、释义是其内容.采用韵书反切注音与标示地方读音、从摘字为音到普遍注音与训诂文字多依《尔雅》、《说文》、《释文》与汉宋经师训诂、广征博引与择善而从、经、史互通等分别是简著注音、释义的主要特色.略显武断、空话太多、重复表述等则是简朝亮注经的主要不足.     

汉代经学简议三题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也是经学获得繁荣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始见于汉代经学史的两个不同派别或学术系统,两者的各自发展和交互论争贯穿于两汉,也影响到后世。两汉四百年经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成绩在于保存和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儒家经典,贡献了一批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的经解、经注,并在治经的若干原则、方法上形成了"汉学"的特色。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论唐代经史编撰与佛经翻译的互动

唐代是中国史学、经学承前启后的一个时期:在史学方面,官修正史大放异彩,实现了从私人著述到政府修撰的决定性转变;在经学方面,《五经正义》的编订体现了与汉学、宋学不同的面貌,起到了过渡作用。学者们对此已多有关注。然而,唐代文治的另一项事业却往往被人忽视,即佛教译场的佛经翻译实践。其时,佛经翻译与史书修撰、经疏编订不仅在时间上一致,在参与人员的构成上也多有重合。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开始,至唐佛经翻译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译场的分工合作或多或少影响了唐代集体修撰的风气,而佛经义疏的编写也与隋唐的儒经注疏互为映照,体现出折衷取长的倾向,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互动关系。     

论“疏不破注”——以《毛诗正义》为例

“疏不破注”是唐人疏注时遵循的一个原则和体例,对唐代训诂及后世训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历来学者认为唐人疏注遵循这一原则,故无多新义。本文以《毛诗正义》为例,认为疏在维护经学正统地位、巩固封建统治中是严守注的思想体系,即不“破”注;但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疏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破”注的,给“疏不破注”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     

试论《毛诗正义》对传、笺之异的处理

《毛诗正义》在“疏不驳注”的原则下,既要面对注与注、注与经之间的抵牾不通之处,同时还要显示出自己的学识和观点来。在此两难的处境下,在处理传、笺之异时,其释诗所体现出的特点有：委曲周全,极力调和;调和不便,左毛右郑;各列依据,不做定夺。     

蒙文通对六经皆史说的批评及其经史观的时代意义

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又认为经、史有一定的联系。其经史观认为经学乃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上法典,其影响远非史学等所及,不应以西方学科之分类来衡量经学,这在当时儒家经学扫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清代词学中的《诗》学话语

儒家<诗>学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从最初在形式、内容上的攀附<诗经>,并利用孔子删诗的问题为词辩护,到从理论根基、审美原则、诠释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吸收<诗>学理论,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受到了来自儒家<诗>学话语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动因有词体本身"尊体"的需要,也有词学构建者经学背景的因素.<诗>学话语的渗入,虽说成为主流经学意识影响词学的重要方式,但也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理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词论的儒家化也从根源上导致了晚清词学的衰落.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南朝皇侃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价值（下）

皇侃是南北朝时期经学注疏学发展中重要的南学代表,他的《礼记义疏》和北朝熊安生的同名著述一样,在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当中有比较多的保留,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也有很多字词音义和断句方面的对比,使后世得以看到皇侃礼记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郑玄《礼记注》的基础上对《礼记》解说所体现的学术特点。通过分析孔颖达对皇侃解说所表现的取舍态度、议论和评判,还有后世礼家及学者对皇侃与孔疏所作的评议,皇侃礼记学的价值和经学史意义也得以呈现。     

《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

《唐律疏议》"律疏"引礼入律,阐发律意,疏解律文律注,使儒家宗法伦理、等级思想融贯唐律之中,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它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法理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体现了中国古代律学的精华;同时,"律疏"又贯通律内不同篇、卷、条、款项,使之更加协调,并恰当调整律、令、格、式等不同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律疏"的这种律学功能是《唐律疏议》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律学巨著的重要因素。理会《唐律疏议》"律疏"的律学意义,实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质与基本精神。     

南朝皇侃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价值（上）

皇侃是南北朝时期经学注疏学发展中重要的南学代表,他的《礼记义疏》和北朝熊安生的同名著述一样,在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当中有比较多的保留,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也有很多字词音义和断句方面的对比,使后世得以看到皇侃礼记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郑玄《礼记注》的基础上对《礼记》解说所体现的学术特点。通过分析孔颖达对皇侃解说所表现的取舍态度、议论和评判,还有后世礼家及学者对皇解与孔疏所作的评议,皇侃礼记学的价值和经学史意义也得以呈现。     

张栻“异端”观研究

张栻以性为本体,以儒家人伦道德及其政治治理的根本原则为标准来界定佛老、杨墨、词章之学、霸道之学为"异端"。对"异端"展开批判,以维护儒家正统学说,指出佛教理论虚妄不真,杨墨之学偏离仁义,词章之学、霸道政治走向功利。这反映出湖湘学派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对儒家伦理的躬行践履。     

戴震经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戴震的经学研究以先秦儒家的论述力驳朱熹的心性之学 ,肯定情和欲的合理性 ,力矫宋代理学与清前期的主流意识之谬 ,为推进当时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学术个性。     

简论汉唐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两汉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在经今文学派表现为名实关系的探讨，正名思想的阐发；在经古文学派体现在训诂体例和方法之中。唐代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则主要表现为“疏不破注”的解释学原则和训诂学学科观念的初步形成。     

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从孟子升格看佛教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肇端于中唐时期,完成于南宋末的"孟子升格运动",与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相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以抬升孟子地位为基轴,儒学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学术旨趣由宗法伦理向心性论的转移;通过义疏之学融摄佛教思想于无形,重构其心性本体论;受佛教法统说的影响而提出自己的道统说;接续孟子成圣之说,并吸纳佛教佛性理论发展了自己的圣人观,开出与佛教相匹敌的终极关怀思想,最终形成了熔儒释道思想于一炉的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