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汉唐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两汉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在经今文学派表现为名实关系的探讨，正名思想的阐发；在经古文学派体现在训诂体例和方法之中。唐代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则主要表现为“疏不破注”的解释学原则和训诂学学科观念的初步形成。     

《周易正义》的修辞解释方式

《周易正义》注重运用修辞方法、修辞原则、修辞功能与效果等方式解释《周易》经、传、注，从而一方面维护了《周易》作为经典的恒定性以及作为解释天道、人事的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在“疏不破注”的前提下，尽可能阐发独到的微言大义。     

郭璞《方言》注释中的“声转”和“语转”——兼与董志翘同志商榷

“声转”和“语转”,是用以训释语言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表现其语音差异的训诂条例。“语转”,在杨雄的《方言》中已见,郭注《方言》中亦用“语转”,并见“声转”。后有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释大》等,亦多用“声转”和“语转”的条例,从语音的变转上,求训诂之相通。然而,对郭注中的“声转”、“语转”如何解释,尚有不同的意见。董志翘同志认     

《广雅疏证》声转特点与王念孙古声类思想

对《广雅疏证》训诂术语“一声之转”“之言”“声近义同”“犹”表现的声转情况进行梳理,探讨王念孙古声类思想在具体训诂实践中的分合情况,进而深化对王念孙古音学思想和“就古音以求古义”这一因声求义理论的认识。研究表明,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基本遵循了他的古声类二十三纽的划分格局。     

郑玄“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及其训诂原则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早在东汉末年,郑玄就已经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并在其注释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深入分析郑玄《礼记注》“因声求义”的训诂范围及其内容,证明“因声求义”作为较为科学的训诂方法,肇始于郑玄。而且,郑玄“因声求义”的思想,直接开启了传统训诂学研究音义关系的道路,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关于训诂批评的几个基本问题

训诂学的基本任务是维护注疏说解与文献原典本旨之间的一致性。判断文献内容与注释表达的一致性,进而进行训诂批评的客观标准是什么？这是训诂学领域里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从文献原典到现代读者之间存在一个可循环链式关系,包括原典、传注、义疏、讲义、笔记等五个典型环节。各环节均由人、意、言、文等四个要素组成。“文”是训诂学者最关注的基本现象。文献是训诂的立足之本。文献里“言”与“意”的矛盾是训诂学者要面对的基本矛盾。“言”与“意”之间是不完全一致的。用反证法可以证明这条“表达不一致定律”。据此建立“表达率”和“理解率”这两个关系式,可用来解释表达上和读解中的各种现象。关于训诂的正确率问题则可以通过上述两个关系式导出答案。原典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不至于完全陷入表达不一致定律的作用里。拆分原典时使用的分析单位越小,训诂正确率的值就越接近于理想值。由此可知为何传统上对汉语文献的研究往往以“字”为分析单位。最后归纳出训诂批评的四项基本标准：对原典中各个字的历史、各个词语的历史、各个词语组合情况的历史是否了解以及表达训诂结果的时候,训诂者的语言和行文是否符合规范。     

语境与“随文释义”

语境是“随文释义”这一传统训诂学广泛运用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所产生的客观基础，而“随文释义”则是训诂家就语境对词义的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的一种体认。词的使用义往往因具体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临时特殊性，同样，词在言语表达中的语法功能、语法关系，语句或语段的意外之意等，也要受语境的制约。但是，“随文释义”只可施之于传注训诂，不可施之于词书训诂。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刘知几对辨伪的贡献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不仅在史学理论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对文献学也颇有研究。本文仅谈谈他对辨伪的贡献。一、在唐代首倡辨伪唐代开国之初,学术界“笃守师法”,不敢自出别裁,多因袭而少开创。贞观年间,孔颖达等人奉命撰《五经正义》,贯彻“疏不破注”的原则,虽然在撰述过程中对传注的矛盾有所怀疑,但不注重辨别真伪。如对东晋梅赜所献的由孔安国做传的伪《古文尚书》深信不疑,以伪为真。魏征等人奉敕撰的《隋书·经籍志》,在著录群书时,也是多注存亡,而少辨真伪。总之,唐初没有形成辨伪的风气。     

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贞《史记索隐》冲出名物训诂式史注的束缚,突破为史作注而不破原书的时代风气,为自己的先人之巨著《史记》作注。他充分肯定《史记》的伟大之处,同时不为先人避讳,不特意弥缝“家传是书”之缺失,敢于立言,勇于批驳,既表明了自己对祖上的尊崇,又弥补了《史记》的缺失或不足。他的《史记索隐》不仅有功于《史记》,更有功于后世《史记》的研读者。     

试论曹魏西晋时期军屯的两种类型

在讨论曹魏西晋民屯和军屯租率时,往往有引用晋傅玄奏疏作为依据的。其实,傅玄上疏在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而民屯早已在魏咸熙元年(264)和晋泰始二年(266)由当时政府下诏废止;而且,奏疏中明确指出,屯田的对象是“兵”、“士”、“佃兵”或“兵作”。因此,傅玄疏中讨论的田租率,显然不是指民屯。傅玄谈的是否是一般军屯的租率?看来也值得怀疑。由于问题比较复杂,首先需要弄清一般所认为的“军屯”的含义。《晋书》卷26《食货志》载应詹表疏有云: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试论曹魏西晋时期军屯的两种类型

在讨论曹魏西晋民屯和军屯租率时,往往有引用晋傅玄奏疏作为依据的。其实,傅玄上疏在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而民屯早已在魏咸熙元年(264)和晋泰始二年(266)由当时政府下诏废止;而且,奏疏中明确指出,屯田的对象是“兵”、“士”、“佃兵”或“兵作”。因此,傅玄疏中讨论的田租率,显然不是指民屯。     

广东名儒简朝亮的注经特色与若干不足

简朝亮是近代广东著名的经学家,其经学著述不仅开广东学者以义疏体注经的先河,而且标志广东经学集大成时期的到来.训诂成文是简朝亮撰写义疏体著述的手段,注音、释义是其内容.采用韵书反切注音与标示地方读音、从摘字为音到普遍注音与训诂文字多依《尔雅》、《说文》、《释文》与汉宋经师训诂、广征博引与择善而从、经、史互通等分别是简著注音、释义的主要特色.略显武断、空话太多、重复表述等则是简朝亮注经的主要不足.     

中古儒家经学著述形式的转变——关于义疏体裁的研究

儒家经学有章句、经注和义疏等著述形式,其中"义疏"体裁出现于西晋,在东晋中晚期之后渐趋盛行。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对于"疏"体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认为儒家的义疏来源于佛教,并注意到义疏之学有"疏不驳注"的原则,以为这种原则意味着义疏之学缺乏创新精神。考察儒家义疏的起源,当早于佛教的义疏。至于南朝,儒、佛两家的义疏之学同时兴盛,相互影响,那种认为佛教义疏单向地影响儒学的见解,乃是片面的。而唐初学者所标榜的"疏不驳注",实为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企图清除佛教对儒家义疏的影响,越过佛学而遥继经注之学。由此而论,有必要对中古经学的著述形式做认真的研究。     

郭璞注中一些创新的术语

郭璞(276—324)训诂语言中,有一些训诂术语,有的是继承前人的用法,有的则是郭氏的创新。如: 美恶不嫌同名 《尔雅·释诂》:“徂、在,存也。”注:“义有反覆旁通,美恶不嫌同名。”又“肆、故,今也。”注:“肆既为故,又为今,今亦为故,故亦为今,此义相反而兼通者。”这是郭璞认为反训的用例。现存训诂著作中,郭璞最早谈到反训。“美恶不嫌同辞”,见于《公羊传·隐公七年》:“《春秋》贵贱不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何休     

《广雅疏证》校勘方法浅说

清代学者治学的最大成就,一是辑佚,二在校勘,这两项工作是古书本子完善可读的基础。乾嘉以来经学大师的几部重要训诂著作,都是训诂、校勘和补遗的混合结晶。其中王念孙《广雅疏证》一书,诚副顾炎武所称“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之传世佳作。段玉裁折服王氏《广雅疏证》之成就,称誉王氏“天下一人而已”,亦非过辞。综观《广雅疏证》,全书虽重在精审词     

略谈《儒藏》经部"尔雅"类的采目问题

本文探讨《儒藏》“经部尔雅类”选目的问题,提出收入著述要遵循几个原则,一个是收入的著作要很重要,它的影响很大,对经学研究的贡献难以忽略;二是要紧随《尔雅》传承下来的解经释经的训诂著作,而不该过分涉及到文字学和音韵学范畴的其它训诂之书;三是要在经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反映释经解经发展源流的,而不是见雅书就收;四是应该以古为尊,越古越要收,哪怕刘歆的《尔雅注》现存三条,也要收入而不是忽略。     

段玉裁训诂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训诂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原因就在于段氏在训诂研究中建立和遵循了动态性原则、体系性原则和形音义互求的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他采用了适合汉语特点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以形体为依据，推许书每字之本义；以本义为核心，求词义引申之轨迹；以语音为枢纽，讨语义发展之源流；以经传为依据，辨语言实际之应用。     

《尔雅疏》古今字训例考辩

邢昺《尔雅疏》在疏解经文、郭注的过程中，注意运用“某某音义同”的训式，揭示各类语词之间的音义关系。这种训式中有一些揭示了古今字的音义关系，且在训诂条例上往往属于“连类广训”，这是对汉人“古声某、某同”、“某、某同”的改良和发展，也启迪后人对“音转义存”、“声义同源”、“异字同词”等现象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