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实践特征、理论内涵与政策启示

建设湖北自贸试验区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系统性探索和战略实践,从动态演进论与制度变迁、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以及公共经济学的公共物品供需视角,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予以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湖北自贸试验区围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领域改革、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推动金融开放创新、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实践,逐步形成由浅入深、由线下向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由共性领域向特色领域逐步延伸、从前项到末端统筹安排、借鉴与创新并举以及集中推广与自主运用相结合的改革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认为,推动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其在破解地方深层次结构性发展矛盾和扩展增长赋能空间上的功能内涵,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加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互衔接,通过完善监管体系设计、提升行政服务效率来转变政府监管职能和健全市场监管,构建由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的、与国际规范兼容协调的法制框架和政策体系,统筹为国家试制度、出经验的全局性战略目标与谋求为地区经济发展注活力、添动力的局部性现实需求之间的激励导向; 在具体实施路径层面,持续优化开放平台、营商环境和加强口岸智慧功能建设,着力培育和强化大城市、大枢纽、大口岸、大平台、大产业以及一流的营商环境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多维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实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践探索、经验成效审视验证、赋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长远建设规划目标的有机协调统一,助力湖北建设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塑造

<正>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技术和发明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从而使企业在战略上有别于其他企业,其中心特征和要求是广泛的组织学习与协作。核心竞争力不是企业的全部,但却是企业开展竞争的主力和源泉。     

分工与集聚的理论渊源

分工理论与空间因素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的双重冷落,使得本身被冷落的分工理论也忽视了空间因素,而集聚理论则也基本没有回到分工层面去追溯其理论源泉,这往往遮蔽了二者之间内在的深刻逻辑联系.本文的分析则要表明,分工与集聚之间存在必然的互动.集聚是一种社会分工的空间组织形态,没有分工就没有集聚,而集聚一旦形成,它将有利于分工利益的实现.     

中国的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范围:事实与解释

本文克服了单一产品企业假定的严重缺陷,基于新近发展的多产品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框架,利用2000～2005年的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全面系统地刻画了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范围的特征性事实,并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揭示隐藏在其背后的经济力量。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多产品出口企业主导了中国的出口贸易。特别在2000～2005年间,中国出口增长的大约44%来自企业内的扩展边际,集约的边际不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导力量。进一步,利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对总体层面、分企业所有权属性和贸易方式的不同回归结果,都揭示了影响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范围的经济力量的稳健性。我们的研究,重新诠释了中国出口增长的动力来源,企业内的扩展边际作为中国出口增长的主导力量被首次揭示出来。这一发现,不仅颠覆了现有基于单一产品假定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对中国出口增长进行经验研究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它明确地提醒我们在进行贸易结构调整时,不应仅仅关注企业间的扩展边际的重要性,更应高度重视企业内的扩展边际的贡献。     

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中国出口爆炸式的增长及其表现出来的强劲竞争力已经由一个区域性问题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问题。本文采用一个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分析框架,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出发,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集约的贸易边际与扩展的贸易边际,并在此基础上模拟了可变贸易成本和出口固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003~2006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由于集约的贸易边际可能导致出口收入波动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在于,中国的出口增长路径必须由集约的贸易边际尽快转向扩展的贸易边际。     

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判断标准、基本事实与影响因素

“十四五”期间,在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中国制造业将进入新机遇与新挑战并存的新阶段。只有认清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与特征,才能在新阶段为其找准新定位,为今后行稳致远提供重要依据。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近年来引起众多关注的中国加速去工业化趋势,基于标准化判断方法来研判,中国尚未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从统计分析来看,中国于2012年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开始出现制造业份额加速下降趋势,但使用实际增加值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名义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使用就业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从理论角度和事实角度深入探究后发现,需求偏好升级、相对技术增速改变、国际贸易冲击和全球价值链是近年来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适应需求偏好升级,着力发展新型制造产品,紧抓科技革命契机,加快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立足贸易发展新格局,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理应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题中之义。     

地方政府对集聚租征税了吗?——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1999~2007年中国地级市工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征税,向下的税收竞争仍然是地方政府之间策略性反应的常态。这意味着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式分权与以GDP为主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相捆绑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增长而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中国城市集聚经济不足、不稳定与趋同以及依靠"政策租"而形成的虚假产业集聚可能是阻碍这种自发协调机制运行的原因。我们认为,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理应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资源误置测度方法研究述评

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资源在企业间不能以其边际产出相等的原则进行配置,从而产生资源误置。由于资源误置会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造成很大的损失,形成行业间甚至国家间较大的TFP差异,因此,探究资源误置的测度方法,对于准确分析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情况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通过对现有文献中三种资源误置测度方法(要素投入扭曲、TFP扭曲和加成率异质性)进行系统的梳理及简要评述,可以认清现有测度方法的不足,并对展开中国的经验应用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历史演进与未来的政策选择

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伴随着不同时期的制度环境、技术水平、管理模式、要素禀赋、经营战略等内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显著变化,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经历了由孕育、初步形成和发展到竞争力初显、加速提升,再到趋于强大的历史性演变,并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制度变革的轨迹,同时也深嵌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国家战略调整周期存在着契合性。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成长历程和演化路径,既是过去数十年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实践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发展所引致的诸多微观经济效应。面对不确定时代日益增加的外部性风险和客观存在的内在需求及约束,需要从宏观的国家层面和微观的企业层面考量和践行持续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