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醒世姻缘传》看汉语句式结构的层面渗透

汉语句式结构框架在其产生之后并非静止不动，除其自身的丰富发展之外，它还向不同的语法结构层面渗透，汉语词、词组、句子在结构关系上所具有的一致性由此产生。明末清初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中的比拟句、“把”字句等就充分显示了汉语句式结构的这种中间过渡状态。     

耶稣是如何走向十字架的——与周楠本先生商榷

周楠本认为鲁迅在《复仇（其二）》中引用耶稣受难的故事“未能反映犹太历史的真实”，其实，鲁迅的引述基本符合福音书的记载。周文用阶级论解读四福音书中的耶稣，既不符合耶稣时代犹太社会的政治形态，也曲解了耶稣的思想和行为。《圣经》是建立在有神论根基之上的。在福音书里，耶稣自始至终是作为有神性的人子被记录的。若依照福音书为史料，对耶稣作正面论述，则须放在神学语境里才能进行，而不能纳入阶级对抗政治变革的话语系统。     

公共权益合理避让问题评议——以新闻传播的视角

公共权益避让是现代司法的重要理念，新闻传播活动中也涉及到公共权益的避让问题。公共权益的合理避让会促成社会诸权益的关系和谐，达到司法保护的平衡，进而实现社会民主与公正。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公共权益的避让应注意遵循长远平衡、定时平衡和弱势保护的原则，以达到公共权益避让的良好效果。     

长三角近海海洋环境管理立法研究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海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同时其近海也饱受海水水质恶化、赤潮灾害频发、海洋生态非健康等环境问题的困扰。长三角近海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特殊的环境管理方式，即区域海洋环境管理，这是海洋环境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创新的成果，可以起到解决自然区域与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协调多方利益和中观管理的有益补充作用。本文拟探讨通过贯彻区域海洋环境管理理念，创设适用于长三角毗邻海域的、针对海洋环境管理的区域性法律文件，来治理与维护这一海洋区域的环境，从而为其海洋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提供良好的环境依托，使发展走上可持续的道路。     

论要素资本理论中的技术、信息和知识

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信息和技术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必不可少的资源。在财务上，作为生产要素的技术，就是生产过程中的技能、技巧和技艺，以及其术用载体。信息是社会和自然系统的组织有序化与生产过程相关性发生变化及其后果的信号讯息。人们愿意支付一定的成本获取信息，在于信息具有很高的收益性。知识则是经过证实了的真的信念。经济知识的基础范畴是知识产权。财务学上的知识是具有知识产权的知识。新生产要素的竞争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内容。要素资本理论的形成为公司财务理论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     

我国十二生肖文化探源

十二生肖是一种颇具内涵的文化现象，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其特点是以十二种动物配十二地支，以人之生年定所属动物。我国远古的图腾崇拜是十二生肖的滥觞，而干支的创制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则是十二生肖形成的基础.     

投资者信心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MIDAS混频模型

将投资者信心指数引入MIDAS混频模型之中,可以考察新冠疫情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投资者信心指数和“三驾马车”对我国季度GDP增长率进行预测,通过实证发现:引入投资者信心指数的MIDAS混频模型在预测精准度方面和基准模型进行比较,预测精准度高于未加入投资者信心的模型,均方根残差比值更小;在多元MIDAS混频模型之中,加入投资者信心指数的回归模型对我国GDP的实时预报和短期预测结果更加稳定,可为决策者提供更加精确的参考区间;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投资者信心指数变化反应,和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相比是最灵敏的。这为定量追踪宏观经济波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革命时代的生活与文学之美——《这边风景》简论

对于王蒙个体和当代文学史来说,《这边风景》都是别具典型意义的作品。小说深入、直观地展现了作家16年新疆生涯,饱含着当年的王蒙与今日的王蒙对青春岁月的极大热忱与真诚。它以丰富的经典细节,表现了革命年代边疆百姓的切肤生活和情感,而"意识流"和"小说人语"手法的运用,扩展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构成了作家穿越文化时空的灵魂对话。     

庄子与易经精神比较

道家庄子与易经精神有许多相互沟通之处,如齐物论"天籁地籁人籁"与易经八卦、天运黄帝咸池张乐与易经阴阳思想以及庄子外杂篇与易经卦象的沟通等。以通的原则来解释庄子与易经的精神,可以诠释他们的精神内涵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质。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