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历史行政地理分析法在方言分区中的应用——以苏沪嘉地区为例

利用《汉语方言地图集》的材料,对苏沪嘉地区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综合比较.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行政地理分析法,对苏沪嘉方言的分区方案进行讨论,指出维持原来划分的苏沪嘉小片是最佳方案.     

母爱颂歌的悠远回响——茅盾、巴金创作与冰心小说《超人》的精神联系

茅盾、巴金创作与冰心小说《超人》的精神联系主要表现为茅盾的小说《幻灭》直接整合、转换进了冰心小说《超人》的内容,巴金的小说《灭亡》也与冰心的《超人》形成精神共鸣。茅盾、巴金文本中所昭示的渴求母性之爱的男性心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这正是冰心从女性角度建构母性之爱的创作拥有广大读者、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根本缘由。     

2005年度汉语词汇统计的分析与思考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对现代汉字和汉语词汇使用现状的反映,是迄今为止语料量最大,词种数最多,发布单位最为权威的调查数据.这是一份反映了新闻语言真实面貌的言语词性质的词表.语文词是社会流通词语总汇中的主体,它有着高频性、高分布率、短小化的特点;从高频词身上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社会发展与社会文化.     

汉语方言名词后缀的用字问题

现行汉语方言名词后缀没有一个统一的书写原则,显得非常凌乱。根据汉语方言名词后缀书写的实际情况,提出汉语方言名词后缀书写为应以准确性、代表性、一致性和可行性为原则。同时,对现今汉语方言名词后缀的使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国文体意识的中和特征

方长安认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倡导文体间的相互渗透,追求文体的互文性效果,这种文体意识使他们的许多作品因文体融合而具有了新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开风气之先;而既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是以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四大体裁为结构框架,这一文学史模式不仅看低了作品的语体和风格特点,而且四大体裁之外的作品或被误读,或遭盲视。罗振亚揭示了"文体互渗"中的悖论现象,认为创作和阐释者们潜心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学建设,在各个文体领域内构筑日臻成熟的文体审美规范和理论体系,但新文学的每一种文体又并不按预设的理论模式生长和发展,而是经常以逸出、偏离乃至对抗的"姿态"给相对稳定的理论规范制造尴尬与麻烦。高旭东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有了文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自觉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西方更强调分析与明晰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的文体意识具有中国文化的中和特征,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     

《红楼梦》隐秘曹家历史考——元春判词考释（上）

《红楼梦》是一部隐秘曹家历史的小说。“元妃”即是隐喻“康熙”。康熙驾崩形成的政治环境变化，导致曹家遭受革职籍家的毁灭性打击，是“虎兔相逢大梦归”的隐秘涵义。这一导致整个家族彻底败落的塌天之祸，结束了历经曹玺、曹寅、曹颙和曹覜三代“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繁华之“梦”，是“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寓义之所在。     

于根元先生的语言规划观

于根元先生的语言规划观主要体现在“语言规范观”“语言主体多样观”“语言服务观”三个方面。在语言规划研究方面,于先生提出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命题,如语言规范的参照项是交际值、检验规范的成效是对语言生活的影响、语言规范制定时应重视语言的可预测性、规范就是服务等,这些命题如今看来,依然具有学习借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汉语集合量词二语习得研究

基于作文语料与测试语料对留学生汉语集合量词的习得情况进行考查发现：汉语集合量词二语习得偏误类型主要有误代、遗漏、误加三种。从母语负迁移、目标语规则泛化、普遍认知、教材误导4个角度全方位考查并精准定位偏误生成的具体原因。结合偏误分析和汉语跟3种外语对比研究成果,基于汉语母语者BCC语料库,概括出汉语集合量词使用的一些具体规则,进而考查集合量词习得顺序,描绘“集合量词难度等级与习得阶段对应表”,提出“可分离性标准”以区别“双”“对”“副”,希望能切实促进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与国际中文教育。     

动结式的事件结构和句法生成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结式逐渐被语法化成表示致使—结果的特定语法形式,被语法化了的不是具体的词汇单位,而是一种语法结构或构式,即任何两个没有语义关联的动词只要并列出现在一个句子里就会形成致使—结果的语义关系。动结式里的两个动词各自表示一个事件,每个事件都能表述为一个独立的句子,通过移位和融合等句法操作合并在一起,临时构成独立的动词单位,从而在句法上把分别表示不同事件的两个句子合并为一个,实现表达的简约性。因为题元指派首先在底层结构完成,而动结式是表层句法操作的结果,所以动结式的语义关系仍需回到合并前的两个句子里确认。这种追根溯源的底层结构解释,清晰地揭示了动结式表层所呈现的复杂的句法和语义关系,是一种对于动结式的句法派生和形成机制提出的全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