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企业的网络位置差异、行业环境与网络位置跃迁

 网络位置的跃迁能够为联盟内企业带来很多关键性资源和社会效应，联盟内大量企业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加速其网络位置的跃迁。已有研究较多从企业自身拥有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中企业位置嵌入优势探讨网络位置的快速跃迁，忽视网络合作企业位置嵌入的作用，特别是网络位置嵌入存在差异的企业所形成的网络异位置联盟，容易导致资源和信息流动的改变，而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产生综合影响。此外，在中国新兴经济情景下，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企业合作意愿以及合作方式的选择，以此动态作用于异位置联盟方式下企业网络位置的演化。        运用资源基础观和信任理论，对比分析同位置联盟和异位置联盟对企业位置跃迁的作用，并检验网络企业嵌入不同行业环境(行业环境动态性和行业环境竞争性)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权变作用。采用中国信息行业研发合作网络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Ucinet 6.0、Stata 11.0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与网络同位置联盟相比，异位置联盟更容易促进企业网络位置跃迁；行业环境动态性越强，越会促进网络异位置企业间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正向作用；行业环境竞争性对网络异位置联盟与企业网络位置跃迁之间关系没有权变作用。        研究结论进一步明晰了网络异位置联盟对企业网络位置跃迁的作用机理及行业环境对企业网络位置演化作用机制，为企业有效获取和利用网络位置资源提供理论支持。     

农民工市民化的税收支持效应:理论阐释与现实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有关,也与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能力有关,税收均与之紧密相连.现行税制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受到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非对称及税种结构失衡等制约.基于此,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税收政策支持的缺失进行分析,构建了税收体制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传导机制,提出完善农民工市民化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调整:构筑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基本对称的税收体制;优化税种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职能;增加农民工群体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地方收支匹配的长效机制,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城乡居民收入满意度的比较分析及启示--基于合肥市的调研数据

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快速增长，城乡间收入差距增大的现象也日渐显现，通过对合肥市城乡居民收入状况的满意程度进行问卷调查，经过数据处理，分析和比较了居民对于城乡收入绝对值和相对值的满意程度，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归纳合肥市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     

中国式财政分权抑制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吗?

通过构建公共服务供给评价指标体系,以2006-2018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极值熵值法测评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此基础上,从财政收入和支出分权双重视角建立面板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整体上看,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逐年提高的发展态势。公共服务供给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急需提升。按准则层提升幅度大小排列依次为:科学技术与教育>公共交通与安全>社会保障与就业>公共卫生与文化>公共环境。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波动类型可分为平稳性、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三类。(2)全国层面,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显著抑制了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分地区层面,在东部及中部地区,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这种影响不显著。系列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和城镇化水平以及65岁以上人口比重等变量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对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区域差异,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具有地区差异。     

人口集聚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人口集聚的作用方向及其内部机制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人口集聚总体上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人口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力有一个先强后弱的变动趋势;分区域看,人口集聚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地区人口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最大,而西部地区则最小。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偏向性技术进步效应以及政府干预效应是人口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三个主要作用渠道。     

长三角地区财政资源共享发展评价及机制改进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如何建立财税协调机制,以促进财政资源共享,已成为现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建立财政资源共享发展指标体系,运用极值熵值法测算长三角地区的财政资源共享指数,并以此为基础,构建Tobit模型以识别财政资源共享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财政资源共享发展指数变动趋势表现为"先下降,再放缓,最后上升",共享发展指数整体偏低;财政分权、财政资源数量、政府收入与长三角财政资源共享具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区域空间联系程度与财政资源共享具有负相关关系。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家级层面的发展战略,该地区需要逐步建立财政统筹机制以打破区域藩篱,通过优化合作共享激励机制避免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并通过建立财政资源共享绩效评价机制实现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约束和预算约束,从而有效实现财政资源共享数量增加和财政资源共享质量提高。     

三元边际、STRI指数与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检验——兼顾“一带一路”与发达经济体样本数据

运用18个样本国被分解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数据,度量各国服务贸易在三类边际下的实际开放度;同时在不同行业和政策STRI及服务业FDI限制指数的基础上,比较中国同17个国家服务贸易在政策层面的开放情况。研究发现:中国服务贸易不论是在政策还是在真实开放度上,当前都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且真实开放度呈现出以数量边际为主导的特点,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服务贸易未来的进步。因此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提高服务"产品"的技术水准并鼓励新型服务贸易的发展,加强服务业国际合作与交流,利用对外开放平台助力服务贸易发展。     

绿色发展、人才集聚与城市创新力提升——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

遵循绿色发展理念,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是城市走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为城市创新力的提升奠定基础。通过分析城市绿色发展影响城市创新力的理论机制,实证检验城市绿色发展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绿色发展与城市创新力之间存在"U"形关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集聚正向调节城市绿色发展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效应,城市绿色发展通过吸引高素质创新型人才集聚,促进城市创新力提升。因此,各城市应根据自身绿色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城市创新力提升政策,提高城市自然生态质量和环境质量,做好城市园区规划,形成生活、生产、生态和谐共生的城市新空间,发挥城市绿色发展的"留才引才"效应,形成企业、政府与公众共同支持创新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