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书和他的村庄——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

在详细梳理西村张书记生命历程的基础上,利用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范式,将张书记的个人生命历程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探讨了宏观社会背景、社会力量对张书记个人生命历程发展的影响,同时也阐述和强调了张书记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自己生命轨迹和整个村庄经济收入、产业结构调整、农业技术推广、村民日常生活等带来的深刻变化。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     

关系化用工: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

农业规模经营是中国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议题。农业规模经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用工效益的差异,从而使一些规模农业经营主体陷入困境。采用嵌入性视角探讨农业规模经营中用工模式嵌入社会关系的逻辑及其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规模经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用工无法有效解决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劳动监督问题。而将市场规则嵌入关系规则的关系化用工使得雇佣双方产生了利他倾向,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工人内在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使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摆脱经营失败困境。关系化用工的实现依赖于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用工选择、生产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充分发挥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但社会关系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农业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处理好经济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社会关系。     

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运行机制

传统危机治理模式在应对新时期复合型风险中存在诸多积弊。创新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转变传统“工程能力”的应急治理理念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基本面向。韧性概念的提出在丰富公共治理理论内涵的同时也为建构“中国之治”乡村危机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持。依据“解构建构”的逻辑理路尝试提出“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基于“协同”和“信任”双重维度系统阐释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认为“多中心自组织协同”的网络结构形态强调党建引领下的“一核多元”;而“契约信任”是现代乡村公共秩序维系的前提,能够激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基于系统内部各要素联动融合的作用机理与实践应用,从多元主体的协同组织机制、政社互动的秩序维稳机制、长效常态资源冗余机制、社区数字技术赋能机制和动态调适持续学习机制等方面探究乡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机制,旨在重塑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拓扑型治理共同体结构,接续推进乡村韧性建构与风险治理体系的融合。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分析

基于政府、市场和农民家庭的综合分析视角,考察了家庭农场兴起的过程,系统揭示了家庭农场发展的多重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推动农业规模经营的政策实践及市场化条件下农业规模效益的增长,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两个重要外部动力。但家庭农场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农民家庭借助政府和市场等外部条件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其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式,从而最大化家庭收入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消费需求的结果。农民家庭构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家庭农场是农民家庭同政府和市场“互构”的结果,这也充分显示出了农民家庭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和发展前景,形塑了我国小规模农业的独特发展道路。     

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的多维效应与内在逻辑研究——基于连片特困区A村的田野调查

在精准脱贫方兴未艾的浪潮中,关于精英俘获与能人效应的研究有待商榷。集中连片特困区A村的典型事例为我们深入了解当前脱贫治理中能人效应问题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证明精英理论对当前农村社会治理有效性的解释力。有鉴于资源贫乏、低自主性的贫困现实,乡村能人带动精准脱贫,便成了乡土逻辑中的适宜性治理形式,有助于带动村域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贫困户可行能力改善。文章采用质化研究方法,从精准执行效果、村域经济效益、社会治理成效等多维效应出发,综合评价能人在贫困户精准分类、资源整合开发、脱贫治理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力集合,分析其在贫困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并从作用基础、结构动因、目标导向方面,论述能人效应带动精准脱贫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得出乡村能人引导贫困户行动、激活村域经济活力、优化扶贫组织关系结构的作用机理。     

民事执行中追加被执行人问题探析

司法实践中对为什么追加被执行人、何时追加被执行人、追加被执行人与变更被执行人的区别、追加被执行人与通知案外人协助执行的界限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以伦理分析、规范分析等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减少讼累、克制不诚信行为是追加被执行人的主要原因.在被执行人出现主体变更、以虚假行为规避执行或违法占有被执行人财产时可进行追加案外人作为被执行人.追加被执行人与变更被执行人存在重要区别,不能混同.随着中国信用体系的逐步完善,应当尽量减少将案外人纳入被执行人的情形,把通知案外人协助执行作为涉第三人执行的常规手段.     

农村宅基地法定租赁权研究

现行法律规定重在实现农村房屋的保障居住功能从而忽视了其经济属性,已制约农村与农民发展,宅基地法定租赁权的提出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尝试.宅基地法定租赁权是通过债权方式来实现集体外成员取得农村房屋的合法性,区别于我们通常所主张的物权方式.构建宅基地法定租赁权应充分考虑租赁权制度与宅基地本身两方面,在充分掌握相关理论 、立法例以及现行规定的基础上,应重点将租赁关系主体 、客体 、租赁期限,租金的支付数额与期限以及房地权利归属等问题明确化,同时要妥善解决宅基地法定租赁权可能产生的内部公平与外部公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