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与民俗：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史学根性和民族性

受顾炎武风俗观影响,晚清新史学的"民史"观赋予古语"风俗"以新意,有了民族性的内涵。以俗观史、以俗证史、以俗写史,成为邓实等人风俗著述的基本特征。同时,受英文Folklore的影响,古语"民俗"也有了新意。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助产士,更多指陈民间文学的"民俗"同样有了民族性的意涵。在20世纪前30年,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出现了风俗与民俗的混用,最终民俗胜出。然而,在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全面莅临之际,史学一直是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根性。因民族性而衍生的国家属性使中国民俗学有了独特的轨迹和品性。     

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

信息社会的本质是能够产生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信息流是解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关键,也是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产生的直接动力.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主流构造分别以信息自决、隐私和人格权益为基础,其中,国家利益成为个人信息法律关系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三种构造模式分别体现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国家,个人、企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由于利益平衡体现出的幸存者偏差效应,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构造以主体场域信息自治为中心,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投稿须知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主要栏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健康中国、医学人文、卫生事业管理、心理与健康、高等教育与教学研究等。2021年1月1日起,本刊采用新版期刊采编系统软件进行来稿登记和处理,欲投稿者请直接登录网站http://fjmuxbskb.fjmu.edu.cn/fjykdxsk/home进行注册,并按提示进行投稿。     

“夏可为事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出路”问题

1957年《文艺学习》刊登的“夏可为来信”引发了关于青年的写作、职业和出路的社会性讨论。“夏可为来信”呈现了青年普遍的成长之惑，得到了茅盾、赵树理和老舍的回应，成为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问题的重要现象和事件。赵树理是“夏可为来信”的最早对话者，他对青年出路的思考体现在大量议论性文字和《互作鉴定》《杨老太爷》《卖烟叶》等小说叙事中，通过“生病/疗救”和“劳动/写作”叙事逻辑对沉迷写作、不安心劳动生产的知识青年进行劝谏。“夏可为事件”显示了青年一代在五六十年代新的语境下渴望自由选择甚至弯道成长的诉求，以及青年在有限申诉、抗争后臣服于政治要求与青年治理体系的复杂过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根基

法律必须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严禁把人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自由意思决定的“认罪”、“认罚”，就是主体性原则的彰显。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哲学根基就是主体性原则。只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安排刑事诉讼活动，使之规范化、程序化运行，该刑事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的”。认罪认罚从宽结果的正当性，寓于正当程序之中。在符合了认罪认罚的条件后，对犯罪人的刑罚予以“从宽”。这是因为通过考量犯罪人的“认罪”与“认罚”，能够得出再犯的危险性可能不复存在，符合刑罚个别化机能。这样，“从宽”就有了实质上的根据，这就是优先考虑特殊预防的综合预防理论的思考方法。     

天一阁藏品源流考

藉由鄞县通志馆、别宥斋、清防阁等机构的移赠、捐献和馆员的多方收集，天一阁现有古籍18 161种、碑帖4 080种、刻石173种、书画4 000余件。明代方志和科举档案等古籍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第一手珍贵资料，部分碑帖、刻石、书画，也经由历代文人墨客的收藏、印签和题跋而兼具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     

身体的审美反思及其审美之道建构

审美的身体不仅是艺术的身体主题，也是日常现实中的身体主题，呈现为身体审美的实际参与性与在场性。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身体更是卷入消费的中心，呈现作为资本和偶像的身体表征，衍生出身体审美的若干误区。建构身体的审美之道，应当秉持客观冷静的反思性态度。在拨开身体审美误区的同时，应当警惕隐藏在审美操控下的身体异化本质，提出构建身心和谐的身体审美之道，有效抵制错误的身体审美意识对身体的规训和戕害。     

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基于个体化视角的广场舞分析

广场舞象征个体的私人生活正在向公共空间扩展，基于个体需求自发形成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化形态。在家庭核心化与个体崛起的背景下，广场舞对个体而言既是一种健身运动，进行身体展示与个体审美追求，个体也渴望在广场空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为自己而活的身份追求。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广场舞并没有形成紧密封闭的公共生活，在团体内部出现了“抱团”与“找朋友”的双重公共生活，前者体现了群体内部的圈层互动，后者呈现了个体希望通过主体间的互动建构群体归属感。总体而言，广场舞刻画出一个松散而开放的公共社群生活，凸显了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实现了个体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有效联结。     

人化自然背景下自然的目的性新论

自然有没有目的性，如果有的话，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自然的目的性是否具有层次性，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不同形态的自然及其目的性，等等。这个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回答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机械论和传统唯物主义是否定自然的目的性的，西方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往往形成自然与社会、物质和精神、理性与非理性等等二元因素的对立。而儒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明确主张，或从现代现象学可以推断出，自然界不但存在着目的性、主体性，而且存在着它们的差异性，如马克思强调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自然与历史的一体化，而儒家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不是墨家所说的具有绝对主义倾向的“兼爱”。也就是说，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按照从高到低的价值顺序，微生物、植物、普通动物、人，都是具有独立的意志和价值的生命体。在道德的理想性、超越性上，它们是平等的，都是爱和尊重的对象，而在现实性上，它们对人的价值是不同的，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也应该是不同的，即是有差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