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道教仙传中的"食桃修仙"母题研究

中古道教仙传中,"食桃修仙"母题的产生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在探究该母题产生的基础上,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桃"被仙化的多重原因。就外因而言,桃被仙化与神仙信仰的广泛流传有关。就内因而言,桃被仙化与桃特殊丰富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进而以"食王母桃"这一母题为中心梳理"食桃修仙"母题的流变。该母题的流变与桃被赋予的神效和异形密切相关,由此导致"食桃修仙"母题呈现出神异浪漫的美学风格。     

浅论民间信仰概念构建的开放性

本文首先论述了民间信仰的概念应该是随着研究的进程而不断完善并具有开放性的.然后解释了为什么民间信仰的概念是开放性的.最后通过三个方面对民间信仰概念构建的开放性进行阐述.     

《银狐》民间文学叙事的现代言述

《银狐》是郭雪波在对民间传说和历史资料整合的基础之上创作而成的。作者通过叙述常年栖息于科尔沁草原的一只银狐与人类、现实的关系和冲突,构成了小说内在叙事张力。虽说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这部小说内容、题材和创作方法的民间特色,但从叙事学的角度,在民间语境中对它予以观照的甚少。因此,有必要对小说的民间性叙事特做纵深拓展。也就是说,从小说的民间资源和叙事策略,探讨民间叙事的内在意蕴。     

鲁迅思想的道家情结——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谈起

鲁迅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句名言在学术界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也有的认为这是对道教的否定。文章认为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影响力是广泛和深远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个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从鲁迅的文章和言论中,随处可以看到道家思想的痕迹,所以鲁迅与道家思想是有着不解之缘的。     

儒家文化命运辨析——全球化时代几种儒家文化归宿理论的实证检验

"儒家文化的命运"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关系到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命运,关系到人类和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趋势。本文以10个样本城市1254个样本的经验数据为根据,澄清了两个诉说纷纭的问题:一,儒家文化的生存状态,它是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了,还是已经彻底消亡,抑或是处于一种折中状态?二,近年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现象的性质,它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开端?实证分析表明:一、儒家文化的生存状态,既不是张之洞所言的"一成不变",也不是列文森所言的"彻底消亡"。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被妖魔化的历史之后,经过损益的儒家文化仍然活着。二、近年来出现的传统文化复兴现象,不是一场误会,而是历史的必然;不是稍纵即逝的泡沫,而是一个长期历史趋势的开端。儒家文化正迎来一个复兴的时代。儒家文化之所以在此时走上复兴之路,一是中国的终极文化具有超越时代的素质,这种素质孕育了其复兴的"可能性";二是中国的工具文化现代化获得了空前成功,这种成功创造了使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大势";三是当下的有利的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条件。     

对象化视域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差异

费尔巴哈以其对象化理论揭示了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宗教的本质、消除宗教异化的路径。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致力于从世俗基础中去寻找宗教产生的根源，但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对象化理论的扬弃，同样从这三个方面出发，产生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更为科学的宗教观。     

后理论、后电影与文化研究之后的理论#br# ——再论后理论之争#br#

电影研究的后理论、后电影等概念，与文学理论使用的后结构、理论之后等，虽都翻译为中文“后”，却有其各自的问题意识与对话对象。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齐泽克对波德维尔等人后理论的批判，具有转折时代的特定思想意义。在文化研究衰微之时，齐泽克的再符号化与后理论的认知研究，构成了“索卡尔—文本”事件之后人文知识生产的不同理论选择。在当前后电影状态下，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与电影哲学的稳步推进，显示着新文科建设过程中人文研究的新契机与挑战。     

新中国宗教治理方略的演进路径及内在逻辑——基于宗教管理政策性文献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宗教管理的政策性文献。运用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分析我国不同阶段宗教管理的政策策略,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宗教治理方略的变迁,经历了从政策性管理到法制化管理,再逐步转向法治化治理的演进路径。新中国宗教管理的策略与方式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特征。执政党宗教治理理念与方略的演进路径,与国家治理理念和战略的转变一脉相承,具有历史必然性。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宗教发展的新变迁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较为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我国宗教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各宗教总体呈复苏发展之势,宗教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华宗教生态圈的动态平衡面临新的调整,信教群众的结构显著变化,信徒的阶层分布均衡化,宗教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和现代化,宗教领域的矛盾也日益复杂.这些变化对我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我国国家治理尤其是宗教事务治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