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非遗口述史系列之十六 平武剪纸的写意与传情

剪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达的世界认知、生活理念与审美形态蕴涵了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平武剪纸因其题材与技艺的特色而独具艺术魅力。2009年，这朵开在深山的艺术之花被列入第二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珠江总队成立70周年纪念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珠江三角洲敌后建立并领导的一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八年的抗战岁月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部队,成为南粤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珠江纵队在孤悬敌后的情况下,坚决依靠人民群众,灵活运用人民军队的游击战略战术,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境和特点,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与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兄弟部队并肩战斗消灭了大     

地望纷争背景下的“神话主义”——以武功后稷神话研究为对象

后稷的地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并由此延伸出后稷感生神话的存续形态、变迁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陕西武功地区秉持传统的"陕西关中说",地方文化学者因其所处场域而凭借惯习来选择策略,积极通过地方文献整理、古迹修缮、著书立说等活动建构了后稷神话在当地的物象叙事、语言叙事与行为叙事。地方文化学者书写区域史的知识生产过程造就了后稷神话在地望纷争背景下的多元传承形态,形成了"神话主义"的一个特例,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一方水土养这一方人,一方人必讲这一方水土"的颇有反思意味和探讨空间的知识社会学命题。     

壮族民间黄巢传说的口述史意义

在壮族地区流传着一些黄巢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壮族民众展开联想和想象，传达他们的历史记忆，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表达他们关于黄巢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认识。壮族民间的黄巢传说可以补正官方历史文献，具有珍贵的口述史意义。     

方言、移民史与区域间贸易

语言和文化差异是影响企业跨国和跨地区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方言距离对企业跨省份销售行为的影响。为了有效地识别因果关系及其深层历史根源,本文利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跨区域移民信息构造了方言距离的工具变量。研究表明,方言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影响中国企业跨区域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企业所在城市与销售目的市场之间的方言距离越大,企业进入该市场的可能性越小。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地域文化差异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移民的经济遗产。     

定义、对象与案例:环境史基础问题再探讨

在环境史定义及研究对象的探讨中观点纷异。定义应准确、客观、全面,需厘清自然界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既要摒弃人类中心观,又要摆脱自然中心论的影响,重新思考及界定环境的内涵及其组成要素,具有区域性思维及全球的视野及胸怀。环境史主要研究自然环境各生物及非生物要素之间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影响的历史,研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史,研究环境变迁的因果史及规律史。因此,部分传统学科的定义就有了改善的必要,如灾害就应定义为给人类及其他生物、非生物体个体及其环境,以及各类个体构成的组织或繁殖、发展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或导致悲剧性后果的自然或人为事件。定义及研究对象内涵的拓展,对学界环境史专栏的宗旨及目的提出了新要求。     

学术史案与角色价值——夏中义教授访谈录

张蕴艳(以下简称张):先生,我发现近年在您的王元化、朱光潜等学术史案研究中,不时提到"日丹诺夫"的名字,并冠之以"日丹诺夫主义"。您将此"理论模型"概括为一对"正负△":1.由所谓政治上的革命或进步→哲学上的唯物论→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这三者构成"正△";2.由所谓政治上的反动或没落→哲学上的唯心论→艺术上的非现实主义乃至反现实主义,这三者构成"负△"。您是否认为日丹诺夫是1949年后中国文论建构绕不开的一个符号?又为何称之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