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何以是一种变动?——从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概念π■θο■之阐释出发

海德格尔对情绪的处理非常独特。他没有将情绪仅仅视为关于此在之生存活动的后继情感反应，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构建着“此在之存在”的特殊变动。不过，这种颇具个人哲学特色的解读方式并非海德格尔所独创，而是在西方哲学史中有其根源。由此，澄清情绪概念的思想来源，是理解情绪基本性质的关键。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对π■θο■的解读就是一次对情绪概念的溯源考察。他的系统性阐释不但为理解情绪的变动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有助于厘清这一变动对“此在之存在”之构建的独特完善性作用。通过π■θο■,海德格尔还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善、灵魂等)与“此在之存在”联系起来。这一联系提供了一个理解和评判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之继承、批判和发展的新的契机。     

从民事单行法到《民法典》:守成与创新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是对民事单行法进行"扬弃"的过程。我国民事立法虽受潘德克顿观念影响而继受以德国为主的大陆法系的立法体例,但基于历史惯性、社会现实、体系因应、伦理观念等原因,我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物权主体、合同效力、人格权利类型、亲等制度、继承顺位及多数人侵权制度等明显具有守成的一面;而社会变革、交易保护、政策调整、价值协调等因素则决定民法典各编在权利体系、交易与担保规则、未成年利益保护与财产分配、权利保障与责任承担等方面具有更多的创新。本次民法典编纂的守成与创新,相当程度上系基于我国实践经验,其实用主义的立法态度值得肯定,亦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之佐证。     

论20世纪以来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结构变动及其影响

20世纪以来,蒙古族聚居区社会发生了几次社会结构变动,其变动脉络基本与国家整体社会结构变动相一致。这几次社会结构变动对蒙古族生存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股权变动模式再审视——兼谈股权表征方式的完善

由于公司法对股权变动模式的规定不明确,形成了债权意思主义与债权形式主义两种解释。意思主义被认为更符合我国实证法特别是《公司法》第32条,因而成为通说。但依据《公司法》第32条2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之规定,仅能得出股东名册登记是行使股权的充分要件,不足以证其为对抗要件,更不能得出其非生效要件,因此意思主义的解释逻辑存在瑕疵。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应认定为法律漏洞,由债权形式主义弥补:一方面,意思主义将股权权属与股东身份、权利行使等割裂,难以与相关制度衔接,特别是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共同作为股权表征,易引起权利确定的混乱;另一方面,债权形式主义与股权性质理论以及股权优先购买权、股权善意取得等制度相契合,在需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判定上与民法原理一致,可激励股权交易双方积极公示,并利于增强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依据股权表征的要求与域外立法经验,应由股东名册表征股权,并对其制作、公示、更改、维护及相关责任作体系化的规定,以维护交易效率与安全。     

中国城镇新增住房需求规模的测算与分析

本文围绕城镇家庭户自然增长、城镇家庭户机械增长和城镇存量住房拆除三项需求来源,设计了基于人口普查等公开统计数据定量测算城镇新增住房需求规模的系统性方法,对2001—2010年和2011—2015年间全国和各省份城镇新增住房需求规模进行测算与分析。在此期间新增住房供需关系经历了从基本均衡向供过于求的变化,同时存量住房拆除引致的被动需求取代城镇家庭户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引致的主动需求,成为新增住房需求的最主要来源。东、中、西部省份在新增需求规模、新增供需比、需求结构等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本文还进一步对2021—2030年的发展趋 势进行了定量预测。由于三项需求来源均趋于下降,2021—2025年和2026—2030年间全国年均城镇新增住房需求规模预计将较2011—2015年间分别下降33%和53%。本文设计的城镇新增住房需求规模测算方法和预测思路能够为各级政府“十四五”住房发展规划编制、房地产企业战略制定等提供参考。     

物权形式主义体制对我国立法变动模式的影响——以无权处分为例

目前关于物权变动模式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论,即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我国《物权法》主要倾向采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对物权变动进行调控。而无权处分合同应采取何种方式变动物权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目标是通过物权变动模式保证交易安全的同时,更好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文章以无权处分为例探讨物权形式主义对我国立法变动模式的具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