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研究

随着数字科技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不可逆趋势。域外数据立法试图以规制的方式寻求个人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同个人金融数据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我国个人金融数据经历了从绝对本地化要求到有条件跨境流动的过程。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面临多重困境：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范不清晰和不统一；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审查未引入针对金融行业的考量因素；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中难以形成我国影响力。在未来完善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进程中，“进”应树立动态的个人金融数据价值观，细化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具体规制措施，为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同场景构建区别化的规制模式；“退”则通过识别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的不同法益，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积极寻求和探索综合且多元的个人金融数据保护路径。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

本文主要阐明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的含义及其特点.并从思想基础、内容及其特点、实现方式四个方面说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的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追求的自由才是符合我国历史和国情的最大的自由.     

论建造师资质挂靠合同的效力及相关对策

建筑施工行业的资质挂靠一直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建造师、中介机构及建筑企业之间甚至采用合同来约定彼此关于资质挂靠的权利与义务.这种违法行为可能极大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建造师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因而以非法转让资质、证书为目的的民事法律行为也是无效的.相关部门应用好社保联网的大数据,通过创新监管措施,加强法律规制与教育,必要时利用刑法打击相关行为,以加强对建造师资质挂靠行为的监管与控制.     

历史决定论被证伪了吗？——基于里贝特实验

在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非决定论的论战中，有一个不容回避的分歧焦点：如何看待人的自由意志。基于神经科学的里贝特实验，我们的基本结论是：（1）即使当代科学为历史非决定论提供了量子力学的实证依据，也不应当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代科学也为历史决定论提供了神经科学的实证依据。（2）人们可以从逻辑上拒绝历史决定论，但却不能无视里贝特实验对自由意志所做出的否决性检验。人们可以指责里贝特实验只是刻画了“物理现象”，而忽略了“心智现象”。但是，这种指责若要有说服力，就必须为“心智现象”提供实证检验，而不能仅仅给出“心智现象”的哲学思辨或“意识活动”的逻辑猜想。（3）即便科学实验证伪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此就不再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违反既定的公序良俗甚至违法行为负责。（4）虽然里贝特实验并没有为否定自由意志提供终极判决，但是，里贝特实验的价值就在于，它对那些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判决提供了相反的实证检验。     

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塔林手册2.0版》相关规则评述

《塔林手册2.0版》规则47及有关规则阐述了在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网络行动时应遵守的规则,其中对"和平目的"原则、"适当顾及"义务、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以及在专属经济区部署海上网络基础设施作了不同程度的解读。这些解读部分是海洋强国对专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与军事活动所持的立场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未来有可能通过准软法加国家实践模式,创设专属经济区内军事网络行动的新规则,并藉此将海洋强国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所持的立场法律化。沿海国应在国内立法和行使管辖权的实践中,扩大对专属经济区内与网络行动相关的军事活动的管制,通过国家实践确立在该领域的主动权。     

永远“在路上”的身份构建——对奥威尔《牧师的女儿》的解读

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4部小说,其中《牧师的女儿》长期受到评论界的忽视.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面对社会庸俗伪善的现实,准确把握了主人公多萝西的内心挣扎与变异.主人公为逃脱人格逻辑悖论,离开家乡进行身份越界的探索,希望以构建新身份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解放,但流浪漂泊和从业生涯相继失败,最终在回归后以重拾宗教信仰来拯救自我,而这种拯救又是在不断关爱他人中构建自身,所以多萝西的身份构建永远“在路上”.这种构建身份的新方式也体现在奥威尔后期小说代表作中,成为个人面对极权统治的生存选项之一,因此《牧师的女儿》对我们进行奥威尔小说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     

公司利润强制分配

《法释[2017]16号》第15条规定的强制分配要件不完整、不准确且过于抽象,应予完善与细化。(1)前提:《民法典》第206条明确市场主体有"发展权利",强制公司分配除符合《公司法》第166条,还需有自由现金,以维护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主体:上市公司股东亦有不退出公司前提下获取救济的权利,但应设一定限制,避免手段与保护利益间的失衡。股东对公司负有债务不影响其利润分配权,公司可依《民法典》第568条主张抵销。(3)行为与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32条,将滥用"股东权利"解释为"股东可支配的权利",涵盖股东自任董事、高管滥用管理职权情形;侵害公司财产权需与不分配、象征性分配结合,以别于普通侵权行为。公司累积巨额利润或长期不分配,违反《民法典》第76条规定的公司目的。大股东仍拒绝分配属滥用表决权,且为不当阻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向完整权转化,可类推《民法典》第159条,视为股东请求分配的条件已成就,小股东受有实际损失。(4)前置程序:为维护公司自治及股东团结,避免持续依赖强制分配,股东须穷尽内部救济。小股东往往只关心分配,与大股东分歧严重,应适用《法释[2019]7号》第5条,注重调解。《公司法》修订时应引入强制分配,并予以完善。     

鲤鱼、猛虎、促织——林语堂在《中国传奇》中的形变与神不变

有时候,翻译未必真是翻译,翻译是改头换面的创作。林语堂的《中国传奇》中某些章节即是如此。在他的三个著名作品《薛伟》《张逢》和《促织》中,人物穿越生命的不同形态和时空:人变鱼、人变虎和魂化促织。但是,这些怪诞的形变中始终有一种不变的精神:即对自由的不懈追求。正是这种自由精神感动着英美读者,所以,林语堂的翻译重在传"神"——"精神追求"——而非字词句段文字对等的文辞神采,是一种精神的神采。但是,自由变形并未带来真正的自由,而是新的困境和枷锁。林语堂对自由还是有些矛盾迷茫的。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