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舞中的人本主义精神探析

在我国长达3000多年的乐舞文化中,汉代乐舞以其张扬阔大、发扬蹈厉的强悍风格独树一帜,堪称中华乐舞史的最强音.造就强汉之音的精神底座,是在秦汉代际蓬勃兴起的人本主义精神.从汉武时期乐制的更作和乐府制度的确立,到盛行两汉的乐舞形制,再到志尽于诗、音尽于曲的乐舞歌诗和意气相尚、悲歌厉响的审美取向,无不反映并凸显着人本主义精神的光辉.在我国当下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人本主义精神同样应成为时代诉求.     

辽代教坊乐及其对其他民族乐舞艺术的借鉴

辽代宫廷教坊乐借鉴并承袭了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 ,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模和规定。在内容和形式上 ,融合并借鉴了其先源民族、西域民族及中原汉民族乐舞艺术之精华 ,又继承了本民族乐舞艺术传统 ,从而形成了集民族性、地域性、与中原文化的相通性等特点。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颂体的渊源

以古文献为依据,探讨了颂体的起源。颂体源于原始宗教祭神祭祖乐舞辞和夏商巫术文化氛围下的祝颂词及金文祷词,并对后世颂体文学的形成发展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浅谈纳西族乐舞的传承与创新

本文以纳西族乐舞的传承与创新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纳西族乐舞传统传承方法、纳西族乐舞的现代传承方式和纳西族乐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发展趋向三个方面分析纳西族乐舞的传承与创新，展现纳西族乐舞悠久的历史与丰厚的文化积淀。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研究纳西族乐舞这种古老的音乐舞蹈文化艺术形式，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社会环境中如何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和持续发展。     

徐州汉画像石中建鼓舞与长袖舞研究

徐州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出土的汉画像石种类丰富、图案繁多.徐州汉画像石博物馆收藏了来自徐州各地的汉画像石,乐舞图像也常见于汉画像石图像中,其中建鼓舞和长袖舞频繁出现.本文对这两种乐舞的形式与风格进行了探讨,论及它们在汉代乐舞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其象征意义进行合理推测.     

我国上古诗、乐、舞关系考论

我国上古诗、乐、舞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古代乐舞彩陶纹饰和原始岩画、现代原始民族的田野考察、先秦的出土乐器、先秦乐器的音程关系、甲骨文等研究资料，并结合传统文献，可以进一步确定，在我国上古时期诗、乐、舞三者是密切结合，浑然一体的，这一传传统直到周代仍然沿存，并在《诗经》文本中有所反映。     

吴地西施“响屐舞”的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研究

西施“响屐舞”是吴地舞蹈史上的经典与代表,因其独特的舞蹈风格从古至今备受关注,该舞蹈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吴地民族风格与地域风格的影响。通过具体分析吴地民族文化、环境、图腾等对舞蹈动作、姿态、动律、节奏等民族风格形成的影响,以及吴地地域环境对舞蹈表现形式、表演形式、舞蹈动作、舞蹈道具等同质性与异质性地域风格形成的影响,论述了西施“响屐舞”的独特价值。     

陕西民间乐舞中的"傩"

为探索"傩"文化的潜在价值,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方法,认为傩文化是先民遗存的活态文化基因,其包含着人类自身丰富的潜性思维方式及原始宗教与乐舞艺术.因此,它对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对三秦大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生活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仪式沿革视域下曹魏郊庙乐舞歌辞考论

曹魏郊庙乐舞歌辞所传寥寥，致使其在乐府研究中湮没不闻。从曹魏郊庙仪式的程式与内含视角出发，可补充了解该时期郊庙乐舞歌辞的沿袭与迁演。郊祀层面，曹魏“疑用汉辞”这一通行说法不甚周全。曹魏承袭汉代郊祀仪式程式，又依新政暂罢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祀五帝的四曲和二舞，并剔去天佑汉祚的祥瑞之辞；另为新的配祀对象订立乐舞歌辞，如鼓吹曲《应帝期》曾为“配祀上帝”之用。庙祀层面，曹魏所留歌辞皆首作于建安年间，除沿袭汉代庙祀作颂只留徒歌、不予配乐的程式传统之外，还因汉魏禅代、魏蜀交战等事件，对乐舞歌辞内涵及效用化旧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