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怎样的股权结构最能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及控制地位突变对创新的动态影响。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权与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对于全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平均意义上对企业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2)一旦区分企业规模,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企业创新。对于规模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国有资本取得终极控制权反而更有利于创新。(3)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终极控制地位的强化并不能进一步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坚持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应予以坚持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他领域继续推行。     

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类别股制度构建的立法路径

伴随世界范围内"一股一权"的弱化以及投融资多元需求的上升,类别股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不得不回应的一个基本制度问题。兼具股权、债权双重特征的类别股在丰富投资者选择空间的同时,也为融资人提供了实现公司控制权的重要工具,其在国际证券市场独角兽企业的争夺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我国至今仍未能建立起体系化的类别股制度,虽然证券监管部门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但总体而言仍比较零散,制度的核心要素未得到充分体现。未来类别股制度改革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合理配置投资者、融资者以及公司债权人的权利义务,构建一体化的类别股制度。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仍停留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阶段,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即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约,由于剩余控制权分配既是缓解不完全契约环境下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来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4个条件:第一,当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足够高;第二,产业政策不应是"一刀切"的,要包含政府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国家具备产权明晰化的微观基础;第四,政府不滥用谈判力。本文从不同方面对模型假设进行了讨论,发现结论是稳健的。     

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财务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决定其财务模式。论文以所有权和控制权表现形式不同 ,将现有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外部监控型、内部监控型、家族控制型和转轨经济型 ,由此产生了经营者主导型、出资者主导型、业主主导型和内部人主导型的财务模式 ;并分析了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管理的现状、成因及发展趋向。对于寻找适合我国不同企业及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理构架和财务模式奠定了基础     

叙述者的变貌──试析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的中译本

本文通过比勘日人小说《经国美谈》的原著与中译本，考察叙述者的面貌在翻译转换过程中的变化，并进而分析中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特征。本文认为，中译的主要贡献在于突出了“政治小说”这一新的类型特征，但其用章回体“演述”的翻译方法，却阻挡了近代外国小说新型叙述方式的进入。     

我国发展第三方物流的制度障碍

目前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相对滞后 ,表面上看来是物流市场的需求不旺和物流供应的质量不高所致 ,实际上物流服务的交易费用过高 ,导致了物流需求的不旺 ;我国目前对企业经营者的剩余控制权激励机制使得企业缺乏物流外包的动力 ;政府管理体制的相互矛盾和条块分割 ,影响了物流企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论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

通过对国有企业改制中公司治理方面出现的问题的分析，从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对公司治理方面进行探讨，提出改进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现实政策选择，这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利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     

试论国有企业经理控制权

本文旨在分析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经理控制权问题。首先从现代契约经济学的角度对作为现代企业经理行为约束因素的经理控制权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 ,考察了国有企业经理控制权的特征及其对国有企业发展带来的非效率影响 ,然后对如何规范国有企业经理控制权这一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经济法之争的内涵及原因分析

历经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法之争,是中国现代法制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将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基础性、前沿性课题。中国经济法之争有其丰富的内涵,相关的探讨可使其轮廓逐步清晰,便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法之争有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其中,大陆法注重法体系构建和法部门划分传统的深重影响,以及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在中国的“不期而遇”,是导致这场争论的客观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