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基于SUR和TVPSS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文章利用中国1998—2017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从金融结构规模、效率及深化的角度分析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建立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描绘了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动态冲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结构规模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效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深化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结构规模、金融结构效率及金融结构深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冲击均呈现出时变特征;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滞后于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冲击波幅呈现出前期波动大、后期较为平缓的状态,部分金融结构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动态冲击呈现出"长尾"现象.当前的中国金融结构已经不适合当前的产业结构,需调整金融结构,以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高级化水平.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

对2007-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出口效率.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有一定的提高,但存在整体效率不高、效率差距大、增长幅度小的特征.引起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非效率"的主要因素有进口国的班轮运输指数、货币自由度、政治稳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优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地方高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课程思政是高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举措.近年来,高等教育向普及化迈进,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课题组对吉林省地方高校进行调研,结合调研数据分析高校的专业课程思政制度建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与教学能力、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同度与学习兴趣,探究高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期望能给地方高校的专业课与思政课同向同行以启示和借鉴.     

基于包装视角的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几乎每个国家对进口产品包装是否有益于国民身体健康,以及是否有益于生态环境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在理论分析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8年荣成富邦制笔有限公司出口产品均价、数量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虚拟变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虽然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包装绿色壁垒对企业出口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因此,建议通过转移目标市场、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建立预警和协调机制来应对包装绿色壁垒,提升企业出口.     

基于G-PEST模型的福建自贸区发展研究

福建自贸区自2015年4月设立以来,以独特的"一区三片"模式发挥其虹吸效应,吸引国内外企业落地.在投资环境优化、金融改革创新、企业发展、闽台两地经贸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并带动区域经济的明显提升.使用G-PEST模型,对福建自贸区所处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发现福建自贸区存在片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监管体系相对滞后,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提升;自贸区内中小型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瓶颈;缺乏高层次专业人才等问题,应当完善政策保障,构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充分发挥资金保障作用;引导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加强区域合作,避免恶性竞争;引进、培养企业需求人才,为自贸区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基于质量意识的复杂产品质量控制激励策略

激励在复杂产品供应链中对主供协同合作关系及质量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基于主制造商在复杂产品生产研发前按照客户要求形成的质量意识的激励策略是否可以实现复杂产品质量控制问题。考虑具有质量意识的主制造商和其系统供应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建立以主制造商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别讨论无激励和存在激励时的主供生产最优决策。基于激励方式的不同，将激励策略分为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水平激励以及根据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激励两种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激励是供应商加强协同合作、改进产品质量的内在动力，主制造商根据质量意识激励供应商可以进一步促使双方协同合作，提高产品质量，使双方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实现供应链整体利润最大化。此外用灵敏度分析发现提高主制造商质量意识水平可以增加双方协同合作努力程度，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并实现帕累托改进。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宣传动员机制与实践策略——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其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如何将宣传动员和专项治理实现有效整合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建构了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宣传动员类型和实践策略:通过政治动员实现压力传导;借助社会动员形成共识;通过共意动员建立共同体;依托行动动员实现资源聚集。本文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动员作为案例,阐释了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在有效动员与避免社会失序、内部动员与外部动员等不同议题之间实现策略性平衡,以及政府部门如何在示范、刺激和信任的多重机制约束下达成治理预期。     

绿色增长下的导向性技术创新选择研究

针对如何正确引导 GHG 排放的气候反馈经济损失下导向性技术创新，以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这一问题，基于 DICE 模型，重构导向性技术创新不同的动力要素及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内生关系，建立了可体现绿色增长“均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非线性最优控制模型。数值仿真结果显示: 气候反馈经济损失不容小觑; 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社会生产力强劲但存在气候环境恶化风险，偏于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气候反馈经济损失小但存在增长动力匮乏风险，二者虽均可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但中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会更稳妥; 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人均消费变化率在短期内会显著提升。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