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天津市北辰区为例

基于天津市北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参与认知、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和参与支持四个方面对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特征情况下,参与认知和参与方式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能力负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支持兼具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由此,笔者建议从提高青年参与意识和认知水平、为青年提供多元参与方式、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增强青年网络参与能力四个方面提升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     

基于BDS的路面公共交通便捷支付系统

传统的路面公共交通系统如公交、轻轨等通常以投币、购票或刷卡(通常基于Near Field Communication、2.4G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SIM-pass或SWP-SIM技术)的形式支付,而以上几种支付方式均无法做到极致便捷,即支付时无需作出任何动作甚至无需考虑到支付的问题,以免密自动支付的方式智能识别并付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项目组研究了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路面公共交通便捷支付系统,实现了乘客在乘坐路面公共交通工具时上车就走,无需刷卡、买票投币和扫码,自动支付费用的问题,也为部分需要按里程收费的公共交通支付方式提供了便利。     

农用承包地流转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六地市农户问卷调查

从农户意愿角度，以福建省农民的农用承包地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农户承包地流转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到影响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样本数据，并对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各个因素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的职业、农户家庭的人口、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农户流转承包地的租金水平是农户流转承包地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承包地面积和租金水平是正向影响，户主的职业和农户家庭的人口是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化解——基于政府、用户层面的分析

第三方支付是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第三方支付市场的发展,将直接决定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用户体验。然而,第三方支付市场在快速成长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的存在将导致该市场成长减缓、停顿甚至下滑。在政府层面,应鼓励互联网支付跨界创新、缩小互联网城乡普及率差距,加大科技环境的支持力度。在用户层面,应深化用户市场细分,制定差异化的营销策略;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增强用户信任;充分挖掘潜在市场需求,创新互联网支付与增值服务协同方式。     

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偏差分析——基于江西省54个县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54个县(区)363份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的偏差问题.结果表明:农户总体及子群体的销售意愿与行为相关程度较低,除受教育年限为12年以上的子群体外,其他相关程度均未超过0.5;不同子群体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一致人数仅占总体的7％～57％;农户及其子群体的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间的偏差较大,且此偏差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过电商培训上表现显著;以正一致为参照组,二者的偏差主要是受个人特征、政策感知、网络信息了解程度、电商技术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及感知风险性的影响;其中,年龄会扩大偏差,其他因素则缩小偏差,是否知道本地有电商协会组织、是否知道农村电商的惠农信贷政策、是否了解网络购物发展信息以及是否了解农村电商发展信息对偏差的影响程度最大.研究结论可以为更好地制定和完善农村电商发展政策,以提升农户电商销售意愿到行为之间的转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移动支付大数据助力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工作的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效果放缓,消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更多依靠消费引领、服务驱动的新特征,而生活性服务业作为服务和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消费需求、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云南佤族中小学生升学意愿的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云南农村地区中小学佤族学生升学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问卷调查的对象是云南农村地区中小学佤族学生,分析云南农村地区中小学佤族学生的升学状况、学生升学愿意的性别差异、升学意愿的教育阶段以及影响升学意愿的因素,并基于调查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省直管县”改革能否提升县级财力水平?

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拟自然实验，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利用可有效校正选择偏差问题的 PSM-DID 方法构造“反事实”状态，估计改革对县级财力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显示: 改革增加了人均本级财政收入，却减少了人均转移支付水平，且下降幅度较大，致使人均财政总收入减少，表明“省直管县”改革不但无法提升，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县级财政状况。东、中部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与全国类似，上述结论具有比较好的稳健性。此外，还进行了影响机制检验，地级市与县、县与县之间的财政竞争以及省对各市、县的协调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     

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基于解释结构模型(ISM)的实证分析

第三方支付的创新发展,积极调动了"长尾"消费者的投资热情,导致消费者金融服务需求膨胀和风险预警矛盾日益严重。运用德尔菲法对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和筛选,并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进一步分解出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结构性分布及其逻辑关联。实证结果表明:消费者信任是表层因素,接受深层次因素传导作用;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安全技术操作等诸因素是中间层因素;消费者个体特征和互联网环境是深层次因素。为了降低感知风险,必须全方位、多渠道地优化网络环境、健全第三方支付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和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