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好文的另一个结果

正乾隆性好文学,自谓"平生结集最于诗"。因为他本人就是行家里手,而又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怀着偏私狭窄的心理,多以疑虑猜测同时代的文人和作品,他的高文化素养和学术造诣,恰成为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制造了大量文字狱。据统计,乾隆时期文字狱130多起,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文字狱的     

“朱元璋文字狱说”的历史真伪与传播用意

朱元璋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赞之者称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毁之者谓之屠夫皇帝,一生刻薄寡恩,杀人如麻.后世正史野传多言朱元璋文字狱血案累累,甚有添枝加叶、捏造事实之举,诸如表笺之祸中的徐一夔案、来复案等严重失真,违背史实.但我们不能由此怀疑“太祖文字狱说”的历史真实性与必然性,朱元璋性多猜忌,专权滥杀,明初文人多屈死其手是铁定事实,后世出于仇视帝王或影射时政需要,随意夸大、歪曲明初文字狱历史真相,则是别有用心.     

诗歌曾经被这么解读——文字狱与自由释义的关系

一部古代文字狱史,差不多也就是一部自由释义的历史。文字狱锻造者的利益关切是他们随意解释所涉诗歌作品的根本原因,而自由释义作为其手段则主要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方法,并没有违背古人的阅读和释义传统,只不过将中国历史上的自由释义传统运用于一个特殊领域。从思维习惯和释义传统的角度来看文字狱现象,它们与文学批评史上的比兴说、刺诗说、析字法、谐音法、发愤著书说、鸣不平说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清雍正帝面临的文化挑战与应对

清朝作为一个起自关外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入关之初遇到关内汉民族的强力抗争是可以想见的必然结果.然而在经过了顺治、康熙两朝近八十年的经营后,武力抗争归为沉寂、全国统一,经济也由逐步恢复走向繁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中,雍正作为清代入关后的第三代帝王,在政权已经稳固的情况下,他面对着来自民意的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像武力对抗那样的明显、直接,它是无形的、以民间舆论的形式存在并传播的.面对这种新形势下的文化挑战,雍正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本文以雍正帝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圣谕广训》和《庭训格言》三部“国民教育”读本来剖析雍正时期官方与民间的思想分歧与雍正应对策略的得失.     

雅俗之变的重要个案——花雅之争透析

花雅之争是戏曲史上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论文以禁戏为切入点,对花雅之争重新探讨。和前人统而论之有所不同,主要从清廷、地方文人士大夫、地方行政人员、普通民众几个不同的接受群体分开来谈。将花雅之争放在清朝文字狱的大背景下,着力指出各接受群体在花雅之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尤其是清廷和地方政府在禁戏方面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并且尝试对民众的文化欣赏水平做出定位。以期在分析花雅之争这个雅俗之变个案的同时,对文学发展中的主客观因素、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有进一步的认识。     

书斋石

曾请友人镌一章：避斋主人稻粱谋士。取的是龚自珍夫子名诗中的两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境界不太高，这是性情使然．其实还是因为骨子里的懒惰。     

躲藏在学问深处

清代文字狱兴盛。使文化界一时噤若寒蝉。许多士人便也不再做声，埋头书本。不问政事。什么事情都抵不过光阴。时间一长。这居然成为一种稳固的风气。不要说乾嘉学派兴起的盛况，就是一般读书人埋头苦读、专心学问的事情也变得相当普遍。这些人在小学、训诂、考据等学问之间孜孜以求，把学问当成他们人生最大的追求。甚至连天下读书人苦苦追求的功名，他们也可以放在一边。     

禁锢的环境怵祸的心态——论洪武文字狱下的文学创作

论文通过对因文字狱而罹祸的文人的实例考察和对因高启腰斩而在诗文坛出现的大量祭诔文的分类剖析 ,探讨洪武文人在森严冷酷文字狱祸中的隐忍情怀与避祸心态 ,以及诗文创作领域由此而诱发的“台阁体”文风和复古文风     

论唐代文字狱的酝酿

文字狱始于北宋说不符合历史实际，唐代已见端倪．唐宋明清虽然都是专制政治体制，但唐代处于封建盛世．在统治者的信心胸怀气度、法制原则设施程序、官僚集团关系及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着时代的差异，因而文字狱仅处于酝酿阶段，不象后来那样酷烈．     

全祖望《小生堂祁氏遗书记》有涉吕、黄关系史实辨正

全祖望《小生堂祁氏遗书记》一文中,对吕留良的评价比较偏颇,本文以大量事实证明了,造成全祖望失误的原因不在其学术水平低,也不在其掌握的史料少。通读全祖望的有关著作可知,他对吕留良、黄宗羲乃至他们周围友人的生平、行事、思想与师友交往的情况大都有所了解。他作为一个既有思想、又功底扎实的史学家,如能依据其了解的史实,不怀私见,秉笔直书,客观评论,完全可以避免不实、不公之失误。遗憾的是却未能避免。造成失误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囿于主观成见,未能摆脱门户之争,以致一叶障目;其二,慑于清廷文字狱的专制淫威,在吕留良遭“剖棺戮尸”的酷刑后,不敢说真话,人云亦云,随意贬低吕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