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创新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运用DEA模型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2015—2019年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基于双元创新视角,选择探索性创新投入、开发性创新投入、政府补贴、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融资约束作为前因解释变量,通过fsQCA方法对提高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效率的有效路径进行识别,总结归纳为“渐进式创新主导型”、“开拓式创新主导型”、“双元创新驱动型”和“政府补贴支持型”四种构型。     

新能源与区域电网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研究

从电力系统运行的环节对新能源电源与区域电网协调规划模式进行了界定和分析,构建了一套能够反映二者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权重优化组合模型实现了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的组合优化,得到了各层指标最终的组合权重;以此构建了相应的综合评价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全国及甘肃、河北等五个省份的新能源与区域电网的协调发展情况进行了动态评价和监测,得出的主要结论为:全国总体及甘肃、河北等五个省份的新能源与电网总的协调发展程度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河北在发电、输配、调度、用电等各个环节协调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在各个环节的协调度与全国有较明显的差距,其他三省各个环节的协调度与全国差距不大。     

需求率受推广努力水平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协调契约

考虑由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二级系统，在需求率为随机且与推广努力水平相关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的最优车队配置和推广努力水平，并对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无法实现系统协调，通过引入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当契约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该组合契约模型不仅可以实现系统协调而且可以使系统成员达到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了可靠性和有效性。     

内蒙古成为中国21世纪重要能源基地之一

以煤炭、电力、天然气在国内市场所占份额的快速提高、后续能源资源的大量发现、新能源开发领跑全国为标志，内蒙古自治区正在成为中国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     

秦汉时西南地区外来移民的迁徙特点及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

秦汉数百年间,西南地区步入自身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西南地区的外来移民具有鲜明的迁徙特点,他们在促使当地人口增长、支持郡县设置、引进先进技术、传播封建文化、推动边疆开发和疆域形成以及稳定当地局势等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政策领域-时间维度”双重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央地协同研究

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其他措施等五类,经政策分解,将政策片段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五个环节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不同时期产业政策央地总体协同度与政策实施领域间的协同度,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影响政策协同的各政策效力指标灵敏度。研究表明："中央-北京"和"中央-深圳"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展较均衡,而"中央-上海"和"中央-江苏"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存在"重使用、轻研发、轻市场"等失调现象;四地区与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和回收环节,提升"政策引导"和"保障措施"指标的政策效力有助于提升央地协同水平。根据政策分析,未来政策制定需从优化中央政策推广方式和加强监管保障等政策措施着手,根据产业链不同环节状况适时调整政策措施。     

公众绿色消费模式的驱动机制与政策研究

文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动机视角探讨了公众绿色消费模式的驱动机制,以及消费者创新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的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均对其绿色消费态度和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较于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对绿色消费态度和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更大;绿色消费态度对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创新性在自我决定动机和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自我决定动机与绿色消费态度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法治环境、融资约束和企业研发投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投入则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探索宏观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法治环境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上述影响以及法治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探索式研发中。并且,法治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金融法治化改革,它有助于破除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潜力。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配置

以短期资金支持长期投资的期限错配现象普遍存在于企业中,成为影响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2013—2020年中国深交所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调研等数据,对企业投融资及期限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投资端,机构投资者调研改善了企业投资,激励管理层进行更多长期投资;在融资端,机构投资者调研部分缓解了融资约束问题,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短期借款,但仍然无法有效支持企业从银行获得更多长期借款。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短期借款来部分满足正常投资需求。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国有企业以及有基金参与调研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调研使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配置更为合理。因此,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加强对机构调研质量的监督,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和改善金融供给,从而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