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厘清与重构：生态文明建设的宪法规范内涵

对基本权利功能与遴选标准的不同认识,是造成环境权入宪纷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平等主体间环境侵权行为不需要由宪法给予基本权利层面的保护。2018年宪法修改,在第89条第6项新增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职权,属于授权性规范与职责性规范于一体的权力规范,其规范内涵应解释为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构建区别于传统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权力机制,确立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权力,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其他国家机构协同的生态文明建设。面对由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异化、环境利益与私有财产权等权益冲突引发的问题,需要坚守权益位阶判断的相对性与特殊性,谋求合乎比例的权益协调,明确与生态文明建设职权相对应的职责,从而化解生态环境领域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种种矛盾。     

论两种总体性权力作用下人民主体性的生成

人民主体性是主体性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崭新理论进路。与传统主体性哲学专注于其抽象性不同,人民主体性则具有生成的特质。人的生存状态时时受总体性的资本与政党双重逻辑共同作用影响决定了这一特质:资本逻辑从经济领域出发,渗透至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导致人及人际关系的异化状态;政党逻辑则以政治领域为起点,设定目标、凝聚共识、有效组织再塑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以及它对政党理论的创新和政治的实践,提供了重新思考主体性问题的契机。坚持政党总体性权力对资本的驾驭,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更为中国语境下的主体性研究提供创新性视角。     

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创新对当代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它一般包括创意生成和创意推行两个阶段。已有研究更集中于探讨如何促进创意的产生，对创意推行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创意倡导是对新颖想法的积极推广，被认为是创新推行的关键。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是推行创新的有效举措，然而理论和实践较少关注如何促进个体的创意倡导。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提出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同时存在增益效应和损耗效应，在二者之间构建非线性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考察个体创新效能感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收集一家IT教育科技企业的62个团队共291名个体的问卷数据，使用HLM 7.0进行跨层次的层级回归方法检验领导权力分享对个体创意倡导的影响以及个体创新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当领导权力分享处于适中水平时，个体有最多的创意倡导行为。个体创新效能感在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新倡导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低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倒U形关系；而当个体创新效能感较高时，领导权力分享与个体创意倡导之间呈正向的线性关系。        从领导权力分享角度探讨创意倡导的前置因素，是对创新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分析领导权力分享的双刃剑效应，拓展了对领导力影响的认识。从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在促进个体创意倡导时，要警惕过度领导权力分享的消极作用，并且提高个体的创新效能感。     

变动均值和方差资产配置模型的应用研究

本文在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以改善估计误差为主线，选取了10种变动均值-方差的资产配置模型，以等权重策略为基准，运用了确定性等价收益和Alpha值为判断准则，同时考虑了允许卖空限制和非允许卖空的情况，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在资本市场中配置模型并不能显著战胜等权重策略，但随着投资范围的扩大，模型开始显现配置效果，尤其在Alpha准则下，变动均值-方差资产配置显著。同时本文还将实证结果和目前我国投资者的实际资产配置情况进行了比较，发现了现实配置结构中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建议。最后对4类常用资产进行了模拟研究，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结论。     

需求率受推广努力水平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协调契约

考虑由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二级系统，在需求率为随机且与推广努力水平相关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的最优车队配置和推广努力水平，并对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无法实现系统协调，通过引入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当契约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该组合契约模型不仅可以实现系统协调而且可以使系统成员达到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了可靠性和有效性。     

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

近些年来,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呈高发态势,给农村各项事业与党的执政形象及执政基础带来巨大危害。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尽管类型各异、成因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的滞后或缺失。要破解我国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难题,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农村基层法治机制、村干部权力监管机制和村干部保障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