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租界的报刊与传播控制

近代汉口新闻事业之发端与繁荣,与租界及租界特殊的传播环境有密切关系。开埠以来,外侨与国人在汉口的五国租界里创办了近百种报刊。租界内的新闻传播受到多方面控制:汉口租界当局的基本章程中有关于新闻传播管理的条例;满清与北洋政府从多方面对租界内的报刊进行钳制;军阀势力与帝国主义列强亦常插手干涉。与上海租界相较,汉口租界的媒介与传播环境仍有自己的特色。     

民国年间汉口地方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以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年,汉口地方取消了具有官方性质的地方道教管理机构,火居道士的相关事宜一般由市政府社会局或警察局等机关处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传统宗教的管理。与此相适应,汉口市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制订火居道士管理办法;二是政府对火居道士的行为予以一定程度的监管;三是实行火居道士登记制度。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管理制度。目前档案所见从1929年到1946年间,汉口先后进行了4次火居道士换照登记。政府登记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削弱、乃至取缔火居道士。不过,民国年间,由于各地社会形势不一,在执行政府政策时会有力度上的不同,正一火居道士的命运就存在一定的区别,虽然从大势来看,他们都受到巨大的打击。与广州等火居道士遭到取缔的命运不同,汉口火居道士尚有一定生存空间,能从事相关的活动。这主要是因为汉口是一个新兴的移民与工商业城市,政治控制较之传统的政治中心相对松弛。     

党权与邮权:汉口邮务工会成立案研究(1932—1933)

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开始颁布一系列法案和政令重组大革命时期的民众团体组织,以拓展其在社会中的权控范围。汉口邮务工会作为邮政体制下的邮工组织,在成立伊始,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引发邮潮。这一过程中,汉口特别市党部依据整理民众团体的法律,极力推动汉口邮务工会的成立,此时与湖北邮务管理局的立场发生严重冲突,市党部虽积极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律依据却遭到了交通部的行政命令式的否认,最后在私人协商情境下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国民党团体指导权和政府邮政管理权之间的冲突在此一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纠纷最终在维护地方治安的共同旨趣下悄然解决。     

国内资讯

位于汉口王家墩CBD的武汉中心大厦塔楼结构标高达到334．05米，超越民生银行3333米的钢结构塔尖，正式问鼎华中第一高楼。记者乘坐施工电梯，只用了5分多钟，就登上华中之颠。极目远眺．三镇风光尽收眼底。     

近代汉口码头文化的社会学解读

码头文化是基于港埠贸易与河运经济而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它既是近代汉口城市生活的实态,也是人们对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的一种读解.近代汉口码头文化依托于城市特定的九省通衢、转输贸易、五方杂处的"人文生态",以"舟中为市"的码头经济为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形成流变不居、多元混杂的文化特性.近代汉口码头文化以通达灵巧、趋新尚变的行为取向,好武尚力、刚直任侠的行为方式,开放兼容、崇实尚利的社会心态为主要内涵,既带有明显的商业文化色彩,又具有浓郁的江湖习性,是一种优劣互见的文化样式.码头文化的极端功利主义取向、封建宗法色彩、小商品经济意识、江湖作风、强权逻辑、痞子习气等都是应该批判和剔除的文化糟粕,而它所蕴藏的开放创新的精神内涵理应不遗余力地加以发扬光大.     

客商与近代汉口茶市的兴衰

茶行作为近代汉口八大行之一,其行业内部形成了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完整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向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现代工业业态的转化,其兴衰也深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在近代汉口茶市每一阶段的发展过程当中,都离不开客商的积极参与。众多客商在汉口茶市的作为,推进了以汉口为中心的茶叶销售网络的形成,促成了汉口茶叶行销以出口为主的市场导向,促进了汉口茶商群体意识的觉醒和茶叶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推动了汉口茶叶制作技术创新及工商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娱乐空间的政治演出——以北伐战争时期的汉口民众乐园为例

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娱乐空间由于各种党政势力的介入,时常成为政治话语的表达场域。在北伐战争的风云变幻时期,汉口民众乐园作为城市文娱中心,却因为时代的需求而主要扮演着政治空间的角色,在其间上演了一幕幕政治演出,以达致社会动员和政治控制的效果。不同阶段,汉口民众乐园的政治活动呈现出不同的主题: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它是国共两党唤起民众反帝反军阀革命热情的阵地;在国民党一党"继续北伐"时期,其俨然国民党构建国民党一党专政合法性的工具;北伐战争后,它则成为国民党宣传反共思想的基地,使得都市文娱空间呈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与工具性。     

城市化进程中的汉口城市人口结构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的计量考察

以城市化与现代性为社会视角,运用大量原始数据,对民国汉口人口结构中的基础性内容如人口籍贯、年龄构成、性别比例、职业构成、教育水平五个方面,进行了详实的量化考察与实证性研究,得出结论:民国汉口人口结构不太合理甚至有些畸形。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民国汉口人口城市化与拉美"过度型城市化"有着较多的共同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     

1931年汉口水灾述论——基于民国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仲夏,持续近两月之久的水灾令武汉三镇＂顿成泽国＂,其中尤以汉口为甚,整个被浸＂水中数尺至丈余＂。当时诸多报刊纷纷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内容涉及汉口水灾的灾情纪录、原因探究、影响分析及各个层面作何应对等诸多方面,及至灾后仍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可谓真实再现了当年汉口大水的惨状。梳理和探究这些报道、评论,对于当下而言亦不无警戒和借鉴作用。     

民众运动与1927年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1927年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在英租界收回的过程中,民众因素起了较大作用,以陈友仁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借助民力,在与英领谈判时顺利地实现其“革命外交”,中共也及时地发动民众将反帝斗争推向高潮。民众运动与国民政府的互动,以及中共的推动,使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目标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