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中的狂沙与真纯——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政治文化审视

瞿秋白是上世纪革命史乃至现代历史上影响重要同时也是颇多争议的人物,他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多余的话>在令后人谤议纷纷的背后却透出特定时代的悲剧况味,实在是一份留在历史上沉重的精神遗产.本文的目的不仅仅为瞿秋白这样的个案悲剧提供一种可能的阐释,而且选择政治文化这一视角拟从权威政治文化、求真文化信仰和个体文化性格三方面来审视这两份"自白"的现代文化意义.     

瞿秋白的思路:促成国共合作

瞿秋白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权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参加这一民权革命,也就必须与改造后的国民党合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从李大钊、瞿秋白到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由传播理论本身到运用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产生新的理论成果的过程。从李大钊、瞿秋白到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到内里、由理论传播到创新运用的思想历程。     

从《多余的话》看文人瞿秋白的荒诞存在体验

《多余的话》是文人瞿秋白面对死亡考量自己短暂一生的荒诞体验书写。瞿秋白站在死亡的边缘,终于从"沉沦"中解放,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发现了自己的荒诞性生存状态。命运的左右,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对立,真实自我与社会身份的疏离,失去了精神故乡的流浪,与现象生活的隔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瞿秋白的荒诞感。《多余的话》超越了阶级、政党和各种"名目",是文人瞿秋白源于生命存在的自由言说。     

瞿秋白与文艺大众化思想的中国化进程

瞿秋白在苏区最重要的文艺贡献是进行文艺大众化思想的现实调适:在思想上,将因地制宜调整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在理论上,将文艺大众化思想现实制度化。在苏区,瞿秋白以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其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思想不仅与苏区戏剧大众化活动、工农大众艺术水乳交融,而且与苏区基础教育和民众战争宣传动员政策天然转换,最终生成中国本土化的集体写作政策。     

关于幸福研究的方法论分析--瞿秋白幸福探究的前提思考

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提出的“肯定的”与“否定的”幸福研究方法曾为学者们研究幸福提供重要理路,幸福与不幸也成为个人幸福探究的重要向度和尺标。马克思既从“幸福”的肯定方面出发阐释幸福,也从“幸福”的否定方面“不幸”出发来追求、实现幸福,这为从事个人幸福思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和思路。针对瞿秋白幸福研究的方法论战现象,以“疏离”为现实出发点,以疏离的“意识性转化”为实现路径,成为瞿秋白与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幸福研究的重要方法借鉴和理论依据。这不仅为全面认识诸家幸福思想提供导向,也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树立支杆,更为推进瞿秋白幸福思想研究———这一瞿秋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的理论新探索和再创新确立现实存在性和发展前瞻性的意义。     

瞿秋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瞿秋白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继而在远东局的指导和帮助下,主导中共中央工作;接着被远东局骂为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耍不老实态度;之后远东局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将瞿秋白"赶出"中央政治局.当然,因瞿秋白长期积累起来的政治资历和能力以及莫斯科的"不放弃",远东局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对他"量才录用",并没有"完全放弃"他.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世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很小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但是，因为家庭破产，父亲离家出走，自己被迫中途辍学，母亲又不堪债务缠身服毒自杀，瞿秋白对人生颇多伤感。直到1916年来到北京投靠堂兄之前，他只是打算“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来到北京之后，     

读懂《多余的话》的一些想法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通过自我否定、自我丑化,自制了一个负面形象的瞿秋白,目的是要使杨之华厌恶自己,忘却自己.他不愿因自己的死给亲人留下巨大的伤痛.瞿秋白的这一良苦用心也给《多余的话》带来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多余的话》中有真话、反话,也有不少夸大真实的话,读懂《多余的话》,不能望文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