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拟骚诗对屈骚主题的重现与衍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传述之作,再现和揭示了屈骚部分思想主题及艺术蕴涵,然受时代思潮、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的影响,发生了表现重心与格调的衍变.拟骚诗对屈骚的解读与楚辞评论共同深化了汉代楚辞接受.     

宋代滑稽戏与宰相

宋代滑稽戏多有嘲谑宰相的现象,这与宰相的地位职权、戏剧的演出场合以及伶人的讽谏精神有关。谚语"台官不如伶官"的出现,既是台官受制于宰相,不能或不敢行使纠弹权所致,又是伶人依附于皇权并向士大夫靠拢,讽谏精神得到维持并增强的结果。而由于立场、需求不同,皇帝、宰相及其他人对滑稽戏的接受情况各异,对滑稽戏发展的影响也有差别。     

“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     

美女破国与丑女兴邦的二重奏——《列女传》的女性观及其文学表现

刘向所编的<列女传>体现的是美女破国和丑女兴邦的女性观,构成这两个主题的二重奏.美女破国理念在刘向之前就已经形成,刘向继承的是历史传统.而丑女兴邦理念,是到刘向那里才明确起来的.在表现上述理念的过程中,刘向注重对所涉人物进行形貌描写,较之<史记>等史传文学作品刻画得更为具体,尤其是对丑女形貌的渲染更为充分,兼用实笔和虚笔.刘向所编<列女传>的相关故事具有现实针对性,是对汉成帝的讽谏,类似题材在同时代扬雄的作品中也可以见到.     

《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在上古时,国家政治结构中血缘的纽带比较重要,劝谏主要是以“直谏”的形式出现的。《诗经》里就有许多贵戚之卿直谏君王的作品。“献诗”和“采诗”是《诗经》干预政治的两种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血缘纽带松弛,君主专制加强,直谏越来越危险,人们越来越推崇讽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汉代《诗经》学,形成了“美刺讽喻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诗经》中所有的篇章都附会于历史和政治,把很多本来没有讽谏用意的的诗篇,都解释成了谏书。“美刺讽喻说”对中国后来的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影响都很深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它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严肃其里,滑稽其表——《登徒子好色赋》的角色和主题

《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是宋玉表达“讽于淫”的主题的系列作品.《登徒子好色赋》是由登徒子和宋玉共同执导和表演的意在讽刺楚顷襄王的准俳优戏.它所揭示的既不是登徒子好色,也不是宋玉好色,而是顷襄王好色.此赋不像《高唐赋》“曲终奏雅”,因而其旨意十分隐蔽,但如果明白了登徒子就是唐勒(宋玉的好朋友)这个关键,那么其隐蔽的旨意便能揭示出来.     

卑微与恐惧——汉赋讽谏失败的一种阐释

两汉赋家地位卑微,不可与战国之"士"同日而语,这导致了赋家与帝王地位的巨大差距;由于献赋讽谏具有"逆鳞"的意味,所以辞赋家心存巨大恐惧,讽谏往往委婉曲行;所以赋家所固有的这种卑微与恐惧最终客观造成了汉赋讽谏的失败.     

《毛诗大序》的诗学思想浅说

《毛诗大序》是先秦以来诗教传统的延续,奠定了中国诗歌的"诗言志"传统,高度概括了诗歌创作内容、方法、意义与社会功能,对后世的诗学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论班固的文学思想

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盛极一时,儒学也因此经历着庸俗化和神学化的变形,与此相对,自刘向以来不断发展的人文主义传统也显示出其特有的生命力.班固生当其时,同时受到两种时风的影响,其文学思想明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表现出浓厚的正统色彩;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刘向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并像扬雄、桓谭等前辈一样,表现出重情、重文的特殊审美情趣.同时,作为一代史学大家,班固以史学的求真意识对文学发展历史的自觉探求,也是其文学思想中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     

辽代文学思想论略

辽代文学思想是在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的背景下产生的 ,具有文化认同性质。崇儒修文的措施 ,不仅使契丹民族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也培育出一批诗人和文士 ,加快了文明的进程。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消化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中 ,倡导教化讽喻的儒家诗歌思想对契丹族诗人的创作影响很大 ;但真正决定辽诗风貌的 ,却是南、北地域环境的差异 ,以及北方民族粗犷强悍的文化性格和心理气质。文风质朴 ,却自然豪迈 ,充满生命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