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种族主义的嬗变及其个人主义根源

在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盛行不衰的重要根源之一是西方文明，尤其是英美文明中的个人主义。现代西方种族主义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而个人主义均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种族主义的发轫阶段，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助推黑人奴隶制的制度基础从宗教差异转变为种族差异，并促成了宗教神学话语的理论论证。在启蒙运动阶段，自由主义思想家对种族主义的辩护，使他们所宣扬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成为自由平等幻象下的“种族契约”,契约论所蕴含的政治个人主义孕育了公民民族主义，助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公民民族主义的竞争性和支配欲与民族国家的排他性为种族主义提供了动力，使得西方的自由民主建立在种族清洗的顶峰之上。在奴隶制被废除和殖民统治瓦解之后的阶段，以文化种族主义和色盲种族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新种族主义，借着反种族主义话语的掩饰，将维护白人特权的种族主义潜藏于文化差异或个人主义话语当中。个人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这一认识对于认清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消除种族主义，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     

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部人股权激励与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管层持股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监事会持股比例等对企业R&D投入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对企业管理层、治理层等内部人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R&D投入强度。因此,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适当提高公司治理层持股比例;完善企业经理人市场并实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完善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对企业R&D投入的积极性。     

再访僧侣遗产的法律问题

继承制度是社会契约即共同体契约在人类家庭中的体现,实际上也是共同体共同共有或其他关系的一种法定解释。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群居部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五保户等共同体契约的制度内涵可以覆盖并替代继承。依据《民法总则》第93条之规定,寺庙作为捐助法人,设立理事会等统一的内部机构,形成共同体的内部治理结构,依照法人章程形成对内的行为规范,指导僧众的行为,生活生态呈现一种自成一体的共同体结构,僧侣遗产的处置应当适用共同体中建立的习惯规范,而并不适用继承制度。这并不意味着继承制度与宗教习惯、民族习惯、民间习惯存在冲突矛盾。适用契约路径解释僧侣遗产的处置,可以有效解释一系列继承法进路无法解决的问题。     

政务诚信的理论确证

政务诚信可以从公仆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政治德性理论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中找到根据。公仆理论揭示了政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状态,内在要求作为公仆的政务人员要积极履行政务诚信的天然职责。社会契约理论的逻辑前提、逻辑中介和逻辑归宿都确证着政务诚信。政治德性理论表明政治与道德不能无涉,它折射出作为政治德性之重要内容的政务诚信在政治生活中的无法回避性和不可割舍性。按照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内在逻辑,政务诚信是政治合法性的可靠基础和重要来源,任何执政者若想具有坚实的政治合法性根基和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就要做到政务诚信。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仍停留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阶段,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即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约,由于剩余控制权分配既是缓解不完全契约环境下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来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4个条件:第一,当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足够高;第二,产业政策不应是"一刀切"的,要包含政府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国家具备产权明晰化的微观基础;第四,政府不滥用谈判力。本文从不同方面对模型假设进行了讨论,发现结论是稳健的。     

大股东控制下的股权制衡与并购绩效

通过构建一个简单模型,分析大股东控制下股权制衡在并购绩效方面的治理作用并展开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其他大股东的存在能够提高公司并购后的长期市场表现与会计业绩,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其他大股东的存在减少了公司关联并购的发生频率。这些结果表明,其他大股东具有监督与防范控股股东利用并购转移公司资源的能力并由此提高公司并购效率。     

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论:基于组织视角与个人视角的转换

当前对立法程序所形成的“法案的提出、法案的审议、法案的表决和法案的公布”四个显性立法程序的基本共识,不能全面解释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原因在于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立法规划/立法计划、法案的起草、法案的审议、适用解释”四个隐性立法程序。其中的逻辑主线表现为显性立法程序与“组织”相勾连,隐性立法程序与“个人”相勾连。《立法法》条文以“组织”视角所建构的显性立法程序和立法实践以“个人”视角所探寻的隐性立法程序共同构成了立法程序的二元结构。从纯粹立法学问题的解释选择问题着手,所建构的立法程序二元结构,需要在“组织”和“个人”两种视角中循环联动,实现视角的融合,以扩张既有的理论解释力,争取最大限度的接近立法运行过程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