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七人普"海报与它背后的故事

李胜欢昆明呈贡斗南鲜花经营者云南省昆明斗南花卉市场是全国鲜花市场的心脏,也是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之一。据称,在全国每10枝鲜花中,就有3枝出自斗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每次销售鲜花,李胜欢都会以花为媒,将“七人普”宣传折页插在花束中,将这些多彩的花束交到顾客手里。她说:“将人普宣传折页插进每一束鲜花,顾客的微笑让我心花怒放。”     

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融券卖空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考察了我国卖空交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卖空交易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且通过工具变量法及考虑外生事件冲击等方法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同时,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公司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较差的情况下,卖空交易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卖空交易通过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和改善公司治理,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牛市中卖空交易很好地起到了负面信息挖掘的功能,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但却并未进一步加剧恶化较差市场行情下的股价崩盘风险;融资买空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为我国卖空实践的市场风险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风险偏好对创业选择的异质性影响——基于RUMIC 2009数据的实证研究

风险偏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创业的影响如何?本文基于2009年的农村—城市移民调查数据(RUMIC 2009)中的城镇居民住户调查(UHS)和农民工住户调查(MHS),研究了风险偏好对创业选择在性别与教育上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风险偏好度显著提高创业概率,但只对男性、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大专学历的群体有显著影响,而对女性和其他学历的群体均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在风险偏好度提升较大时,影响才显著,并且提升越大,影响越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对不同性别和教育水平的群体设计不同的创业促进措施。     

风险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防范与控制

为了减少风险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企业产生的高风险,风险资本在投资阶段和中期管理阶段应当注意企业的知识产权是否有法律瑕疵,并通过在投资协议中约定知情权、内部控制审查权和董事委派权,以取得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风险投资者从高新技术企业退出时,不论采取上市、创始人回购、股权转让和清算退出等任何一种方式,都要事先排除其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障碍和风险,并通过制定法律文件等办法来保障自己的投资利益.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迷雾中的抉择:创新背景下企业管理者悖论应对策略与路径研究

随着企业创新活动的不断深入,管理者如何感知和应对悖论,从而进行有效的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本文从意义建构视角出发,以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建构出管理者悖论应对策略选择的具体过程。研究发现:(1)当管理者进行矛盾处理时,可以采取整合型和分离型两种应对策略。(2)管理者对于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影响其悖论应对策略选择。当管理者对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不平衡,将采取分离式悖论应对策略;当对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平衡时,管理者的悖论应对策略选择受到资源冗余程度的影响。(3)当注意力配置均衡时,管理者受资源冗余或匮乏两类情形影响会呈现出两种不同应对策略。当组织资源冗余时,管理者对于组织悖论感知较弱,会形成分离型悖论应对策略;而资源匮乏时,管理者对组织悖论的感知较强,但所采取的悖论应对策略受悖论思维的影响。(4)当管理者悖论的感知较强时,若管理者具有悖论思维,并产生积极型应对倾向,将采取整合型应对策略;若管理者不具有悖论思维,将产生防御型悖论应对倾向,采取分离型应对策略。本文研究成果丰富了领导行为相关理论,同时对管理者应对组织悖论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