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谫论——以上海大学为例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传播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宣言

十九大报告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面对新的历史拐点,展望新的历史前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已有成就和未来建设进行精炼总结、划定历史方位的具有转折性、跃升性、划时代意义的报告.它象征着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追索道路上迈上了新的征程,它标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力量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贡献中散放出新的光芒,它指明了秉承实事求是精神、肩负伟大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新的实践路向.十九大报告以其视野的全局性、思想的完整性、理论的开拓性、实践的导源性构铸了其时代的标志性,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学术能力提升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经过10余年发展,逐渐覆盖国内大部分主要高校,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逐年提高,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学术能力培养方面.学术能力是研究生培养的主要指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主要学术能力包括学术认知力、学术创新力、归纳总结力、政治敏感力.要通过多种途径培养这些学术能力,要促进学生自身加强学习、导师加强引导,夯实基础知识教育;要引导科研创新,完善科研激励制度,不断培养创新思维;督促关注时事热点,开展新内容新思想研究,加强专项能力培育,促进其全面发展.     

作为自我和客我的身体相的能知——广松涉的《存在与意义》解读

广松涉拒绝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体—客体二元构架,他将对象性客体解构为显相的所与和意义的所识,而认知主体则被拆解为一种关系性二肢存在,即能知的何人(人称上的"谁")与能识的某人。并且,广松涉突出强调处于认识论客体向度的显相世界中的身体,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独立实存的物性对象,而是一个在感性对象性的"所知以上"的某种东西,即能知的主体,也就是显相给予所面向的关系性的主体,这是一个物性的身体之上的可以知晓关系性格式塔显相的主体。     

“民族形式”的实践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前后,左翼知识分子围绕"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论争,核心是如何认识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问题。这场论争首先在重庆的知识分子中进行,随后延安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其中,他们以《中国文化》杂志为阵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展开了对于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重新认识,明确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这种思想认识下,延安的知识分子转向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幸福的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及实践向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价值多元交流、文化多样传播的新时代,这对人们的幸福观念和幸福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幸福理论渊源的系统挖掘,论述幸福的科学内涵,阐释幸福的实践向度,这对于创造我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话语

文学批评话语表达着批评者的立场、态度和价值观念,而不同类型的政治话语会嵌入文学文本意义生产的过程中,形成对包括作者和读者在内的人群的激励与规训。文学批评政治话语能否达到其预设的效果,这与具体的语境和政治话语自身的特征有关。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各种政治话语会相互交织乃至更替,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密不可分。政治话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流行会促使人们形成一些政治话语的习惯,从而导致文学批评有变为"政治批评"的可能。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优先性品格,决定了政治话语在文学批评话语中占据较大的比例。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绿色发展的启示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直接动因。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初就对生态环境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见解的观点,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对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生产逻辑的揭示;文明范式的转换;制度层面的规范这四个层面,为我国的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从而产生了一批最新理论成果,也厘清了我国在绿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强化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