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中"理""气"范畴的问题与症结

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 ,冯友兰借助于逻辑方法和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思想对程朱的“理”“气”范畴进行改造性的诠释 ,力图给中国哲学重设一个纯形式的本体论基础 ,但这一努力却造成了冯氏“理”本体中人性道德内涵的缺失 ,以及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     

新形势下北仑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试探

加入ＷＴＯ，北仑工业经济要上新台阶，就必须敏锐地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以培育支柱工业和临港工业，招商引资和技术改造，拓展国际、国内市场，深化企业改革为重点．     

道器之辨的逻辑发展

道器之辨是中国哲学史长期讨论的话题;道器之辨经历了道器本末未定论、道本器末论、器本道末论三个发展阶段;道本论强调要"以道御器",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而器本论者认为道器不相分离,无形之道不能脱离有形之气。     

炎姜、姬周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

古文献中有两个不同的稷神：一个是炎姜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二者之间为甥舅关系。炎姜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炎姜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不窑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以至于周先祖失其代数。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到夏代末年，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后稷弃又再次受到商人尊祀。     

关于《毛诗序》作者的新思考——论毛奇龄对《诗序》作者的研究

《诗序》的作者问题是诗经研究中的一大公案。而毛亨作《序》说在诸多争论中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主张这一说法的学者却一直未能解释《序》、《传》间不合的矛盾。事实上，清初著名学者毛奇龄曾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十分精辟的见解，却始终未受到学界重视。他不仅指明《诗序》本是《毛诗故训传》的一部分，即“故”和“训”，因而其作者同为毛亨；并且解释了《序》、《传》不合的合理性。     

苏轼之后的北宋词坛

天才词人苏轼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词风进行了全面的革新,为当时绮丽的词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然而,在当时和稍后却未能得到普遍的认同。苏轼之后的北宋词坛主要活跃着两类创作主体,一是以贺铸为典范的都会　　名士,一是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府人。他们并没有继承苏轼的革新精神,而是沿袭原有的道路,使词的创作重新陷入艳科的泥沼中去。     

清代热河地区盟旗和府厅州县交错格局的形成

清初政府为了管理热河地区蒙古诸部，实行了盟旗制度，随着蒙地的开垦，汉人移居，为了加强管理，府厅州县遂之设立，从而出现了盟旗和府厅州县交错分布的格局，本文介绍了热河地区盟旗和府厅州县交错格局的形成过程。     

试析梁启超诗学的启蒙主题

梁启超将启蒙作为其诗学主张的核心主题 ,并自觉地将这一主题贯穿于其诗学体系之中。他明确提出诗歌要用当时的新语句来表达新意境 ,诗歌要表现近代世界新兴的社会理想、哲学观念及其自然科学、物质文明 ,宣传当时欧洲先进的精神思想 ,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变革服务。启蒙是梁启超诗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他诗学的基础 ,是理解他诗学主张的关键。     

建安七体文论析

七体自枚乘《七发》首创之后,作者继踵。建安七体文皆是虚构一主一客问答的招隐型作品,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模拟之作,在思想倾向上,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却也体现出当时对刑名之学的重视;在情感倾向上,作者的情感已由讽谏转向颂美,名为招隐,实为自招,并成为激励士人的劝仕之作;在艺术技巧上,注重语句的对仗工整,讲究音律的和谐,用典成分增多,体现出较强的骈化趋势。总之,建安七体文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受到了那个时代社会风气和政治背景的影响。     

改琦和海内外孤本《先贤谱图》考

过去对清代画家改琦的介绍都很零散,且对其作品也没有系统的罗列。本文根据各种历史资料,首次厘清了改琦的家世和祖籍,其次陈述了对海内孤本《先贤谱图》的鉴定和艺术价值,再次分析了文字狱海富润事件对改琦创作《先贤谱图》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深刻影响,然后概括介绍了《先贤谱图》的主要内容;文章最后对《先贤谱图》的原创力、对改琦艺术作品和艺术思想,及其文化综合主义世界观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