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改革能否提升县级财力水平?

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拟自然实验，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利用可有效校正选择偏差问题的 PSM-DID 方法构造“反事实”状态，估计改革对县级财力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显示: 改革增加了人均本级财政收入，却减少了人均转移支付水平，且下降幅度较大，致使人均财政总收入减少，表明“省直管县”改革不但无法提升，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县级财政状况。东、中部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与全国类似，上述结论具有比较好的稳健性。此外，还进行了影响机制检验，地级市与县、县与县之间的财政竞争以及省对各市、县的协调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     

农地确权方式与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来自PSM-DID准实验的证据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在学界引起了关注,但仍未见文献关注不同地权界定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利用广东省阳山县提供的“常规确权”和“整合确权”独特准实验场景,研究不同确权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的异质性影响,运用PSM-DID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相较于常规确权,整合确权促进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更加显著,提高幅度达到30.41%;但整合确权对不同环节、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不一致,主要提升了小规模农户的整地环节外包程度。本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方式选择对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有必要分离出不同确权方式影响的细致差异。     

Has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improved household welfare in rural China?

China's government launched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PA) program in 2015 as a part of a multipronged framework to lift every Chinese above the national poverty line by 2020. This study is devoted to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he TPA program on household welfare indicators. To this end,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data for the period 2010–2018 are analyzed.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PSM-DID) method is employed to address the sample selection bias and endogeneity inherent in program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PA program participants earn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omes than non-participants. However, the program's effect o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s insignificant, suggesting that the program has contributed to lifting people out of poverty mainly by increasing incomes. Furthermore, even though the program seeks to deliver precisely targeted interventions, it is more effective in some regions than in others. Remov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is an area of opportunity for improving the efficacy of the TPA program.     

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因果推断分析

使用CFPS 2010和CFPS 2014家庭面板数据,以开通公路和公交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结果表明:通过增收效应和文化冲击等途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改善农户的教育观;进而促进农户提高物质和非物质人力资本投资;这有利于端正农村青少年的学习态度,并最终有利于提高农村青少年学业成绩。所以应继续加强城乡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激发农户和农村青少年对教育的内生追求动力,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教育公平,也有利于为“三农”注入内生发展动力,具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农业信息化与农产品质量——基于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分析

如何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应该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1461个家庭农场的追踪面板数据,将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推进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农业信息化对家庭农场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信息化对家庭农场进行质量认证及进行认证的个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化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产品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主要通过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方面,信息化通过破解农产品质量认证的技术约束,降低技术成本,为农产品质量认证提供内在推力;另一方面,信息化通过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打破销售市场狭窄的困境,促进经济效益提升,为农产品质量认证行为提供外在拉力。据此,提出继续加快农村信息化服务普及速度,提高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应用能力,强化信息化对提升农产品质量的影响路径等政策建议。     

市场化债转股对企业绩效与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初始样本,同时将手工收集的2016—2018年受政策干预的94家上市企业作为处理组,采用PSM-DID方法,研究了市场化债转股给企业绩效与企业杠杆率带来的净效益。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债转股政策能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提升企业绩效,高市场化地区债转股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优于低市场化地区,防御性行业债转股政策实施效果优于周期性行业。据此,政府应加强市场化体系建设,强化相应的监管机制,为实施债转股的企业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国家在制定和调整税收优惠等相关政策时,需注意平衡区域性造成的差异;企业应注重完善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加强治理能力与自我发展。     

创业培训、政策获取和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

农民工作为返乡创业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DID和PSM-DID的方法实证检验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扶持政策的效应,并引入政策获取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创业培训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返乡创业培训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返乡农民工参与创业培训提高了政策获取能力,从而提升了返乡创业绩效.异质性检验发现,较之于中西部,东部地区的扶持政策效果更好.从行业相关度来看,创业前后从事行业相同与行业相关的人群受政策影响显著;创业前后从事行业不同的人群,受政策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政府营造良好的返乡创业培训氛围,形成相对完整的培训体系,开展个性化的创业培训保证培训效果;并通过培训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政策获取能力,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提升.     

收储制度改革能否促进玉米生产率增长？——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经验证据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是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评估其生产率效应对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4-201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大样本农户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收储制度改革对农户玉米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储制度改革对农户玉米生产率的平均提升效应为8.7%，在进行替换变量、更换样本、改变方法、安慰剂检验以及排除干扰政策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收储制度改革分为取消临储价格和实施生产者补贴两个阶段，实施生产者补贴对玉米生产率的提升大于取消临储价格；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规模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兼业程度越高、玉米生产率越低的农户而言，收储制度改革的生产率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收储制度改革会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增加生产性投资提高农户玉米生产率。     

海峡西岸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建立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海峡西岸城市群的设立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作用，在加入众多控制变量后政策效应依然显著为正，基于PSM-DID估计方法的检验也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据此，建议加强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强化中心城市在海峡西岸城市群建设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同时因地施策，促进区域内产业分工与合作，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电商下乡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吗？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化商品流通渠道建设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利用2013—2018年县域数据,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自然实验,采用多期PSM-DID方法探讨了电商下乡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电商下乡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电商下乡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经济发展落后、财政依赖度高、信息化水平低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县域具有更加明显的经济拉动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电商下乡推动了县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地区农业生产率、吸引企业进入以及改善融资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应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把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流通渠道建设与电商下乡试点地区的特色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进一步探索县域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方式,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