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祭祀文化与东亚书院建筑的仪式空间

祭祀文化是儒家礼制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祭祀是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韩两国的书院都有祭祀的建筑以及相应的仪式空间。东亚书院祭祀建筑的布局有着严格的规矩,遵照传统礼制思想中的方位观念。因礼仪交往行为中的宾主位置关系形成了古代建筑(包括书院建筑)中的东西阶制度。     

《祝福》与《活着》复调之比较

同样描述死亡和苦难,同样以复调的方式结构作品,鲁迅的《祝福》和余华的《活着》却一个表现得厚重,一个表现得单薄,在厚重和单薄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作家在思考生存环境、追问生命意义、体认知识分子责任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诗经·小雅·大田》主旨辨析

关于《诗经·小雅·大田》的主旨,众说纷纭,主要有“刺幽王”、“颂美”、“省敛”、“祭祀”等几种说法。其中“祭祀”说细分为“报祭”和“因农事而及祭祀”两类。经过分析文本的字词、内在逻辑以及联系古老的蜡词,《大田》乃贵族为祈年而祭祀田祖之诗。     

经学与汉代的丧葬、祭祀活动及复仇之风

两汉之时，民间习俗深受儒家经学的影响。这也表现在丧葬、祭祀活动和复仇风气方面。当时民间流行的丧葬仪式和随葬器物，人们推出的厚葬或薄葬主张等，大都以经学理论为依据。而盛行一时的复仇之风，更是人们贯彻儒家经义的直接体现。当然，较之早期儒家经典的记载和规定，汉代的一些习俗也发生了某种变异。     

多层次信仰：一个蒙古村落传统民俗社会的维系——在珠腊沁村的田野研究

这是一项关于蒙古民间信仰的田野研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选择了一个民间信仰比较密集的蒙古村落--珠腊沁村,从村落的角度对多层次信仰问题提出了实证研究的结论珠腊沁村多层次信仰结构与村落民俗社会的多层次组织结构产生了紧密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因行政社会手段巧妙设计而成的,而是从村落形成之初在习俗中自然形成并世代传承下来的,是珠腊沁村信仰民俗传承世界的结构.     

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     

祭之理的追索——朱熹的鬼神观与祭祀思想

朱熹从义理层面论述了祭祀与鬼神的关系:强调鬼神的本体论意义,重视其天地转化的功能;认为鬼神既是阴阳二气物质,也是二气相互作用、转化的功用与性质。朱熹的祭祀思想与实践引人注目,强调义理与礼制并举。     

祭祀圈与村落共同体 ———以潮州所城为中心的研究

祭祀圈原本是一个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的概念,后经学者引入用于大陆乡村社会的研究.文章以潮州所城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将祭祀圈概念与地域认同相关联,探讨所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祭祀圈信仰组织之间的关系,描述所城祭祀圈的民间信仰仪式对村落认同的加强和巩固,以及在祭祀圈的影响下村落共同体的生产.在现代快速的社会变革下,所城的村落共同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依靠着祭祀圈的存在而延续了下来.     

论古代祭厉与中元施孤习俗中蕴含的终极关怀精神

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有祭厉与施孤习俗,这一祭祀制度与民间习俗,蕴含着对无辜夭折者的人文关怀或终极关怀,对涵养整个社会的仁孝之心、慈善风气,具有显著作用,并且与今天倡导的"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关怀弱者"、"人权"等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敬鬼神而远之”——兼论儒家对鬼神问题的解决策略

＂敬鬼神而远之＂代表传统儒家处理鬼神问题的基本倾向。文章对＂敬鬼神而远之＂何以可能的追问建立在儒家自身思想视域之上,并非与西方宗教概念中人神关系比照后产生质疑之回答。文章立足于《论语》文本呈现的鬼神意义,以此为根据讨论何以敬、何以远,以及既敬又远的鬼神关系何以成立。通过剖析,我们认为,《论语》中的孔子对鬼神＂敬＂与＂远＂之间张力的处理,构成了儒家对鬼神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