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老学的主要特点与成就

明清老学内容丰富,在思想上也仍然具有创造性,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通过梳理《老子》的注解,结合儒道释思想在老学中的融合与老学的民间化进程,对明清时期老学的主要特点、地位与价值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对老子思想政治功能的阐述达到了新的高度,主张藏富于民,提出如何限制君主权力的问题,同时以儒家的经世思想改造道家的贵身理念,继承了“天下为公”的儒家传统,同时有限度地肯定了私的价值和合理性,由此发展出具有一定政治启蒙色彩的公私观。研究还认为,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明清学者在老学中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比附,而是注意揭示儒、道、释之间能够互通合一的深层原因,有的以气沟通三教之道,认为儒、道、释各家的修养方法虽然不同,但追求的理想境界却异曲同工;有的从老子“正言若反”的否定思维方式出发进行分析,认为老子并不是要绝弃儒家的仁义礼智,理解老子的思想,一定要注意其“立言之大意”,或正言若反,或反言若正,而老子的主要思想是以修身治国为主,抓住了这一主旨及老子的立言特点,便知“孔老之合一,儒道之同源”。研究表明,随着明清道教发展的下移,其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日益紧密,与此相关,明清道教老学中出现了民间化的趋势,这正是道教影响中国社会、文化、信仰的独特方式和具体体现。     

《原儒》对道家思想的批驳与认同

《原儒》批驳道家思想的主要理据是圣王模范与大易准则,主要理路是通过孔子儒家的正统观念的疏导与其经典文本的大道全体的诠释,及天人、心物的具体问题求解。总体看,道家思想先天不足,遭遇体用二分的认知困境;其后学主张维护帝制也迷茫本源,遮蔽儒家的大易融贯新论;但其宇宙论与儒家同一宗祖、齐头并进,为实际影响传统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思想势力。具体辨析其显学为老学与庄学,前者是开创者,与儒学在心物问题认识上高度一致,而本体理解上有实质差别,导致其本体隐显的阻隔;后者是光大者,其理据未真正自觉到孔子儒学的阳刚本性,但《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之道为孔子儒家的学术思想要领。二者归根于孔子儒学,获得本体支撑与雄壮力量,以免陷于枝用、虚荡。     

道教文化的经济学内蕴

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间的一些主张与经济学有相通之处,如人性的判断,天人合一的主张,阴阳八卦的深奥及崇尚道德等,与西方经济中理性人假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及信息经济学的诞生,诚信制度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相合之处;道教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     

华南-珠江流域盘古神话的北传——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二

中国有关“开辟创世”和“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传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中原的女娲、伏羲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北方型神话系统和以珠江流域的盘古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南方型神话系统。本文通过对《述异记》最早记载的“南海中有盘古国”“桂林有盘古祠”的历史分析和实地考察,阐明盘古神话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盘古国”,三国时传于吴楚间。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葛洪闻交趾出丹砂而求为广西勾漏令,后止于广东的罗浮山修道、炼丹、著书,在《枕中记·众仙记》中首先把盘古列入道教神谱,奉称“盘古真人”,尊为开天辟地“元始天王”,又称“三皇”、“五帝”“皆其后裔”,便把原秦汉文献所载北方远古神话无开天辟地之神给予填补,加以整合使之衔接,将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构建了中华大地天帝尊神的世系,盘古神话也就随着道教渐渐在北方流传开来。而中原一带有关盘古神话故事表现为再生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充满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也正是导源于葛洪把珠江流域原生型的盘古神话加以整合使之道教化的混融性产物。     

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与道教

元代萨都刺《雁门集》中保存有数十首涉道诗,是萨都刺寻访江南道教的历史记录。萨都刺作为东来的回回人,注意了解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他足迹遍及江南道教名山宫观,与道门人士结为方外之友,这反映出在多元一体的中国社会中,不同民族宗教间的对话与交流。     

先秦至魏普时期民俗中的桃

先秦至魏晋是桃文化的滥觞和形成期。古人对灵魂不死的信仰以及在生活中对桃的崇拜,奠定了桃为仙品的文化内涵的基础。而汉、魏、晋出现的大量的有关桃的神话、仙话小说推动了这一内涵的发展,而此时兴起并不断发展的道教更是强化了这一民俗信仰,使桃成为民俗生活中的仙桃。     

中古道教仙传中的"食桃修仙"母题研究

中古道教仙传中,"食桃修仙"母题的产生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在探究该母题产生的基础上,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桃"被仙化的多重原因。就外因而言,桃被仙化与神仙信仰的广泛流传有关。就内因而言,桃被仙化与桃特殊丰富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进而以"食王母桃"这一母题为中心梳理"食桃修仙"母题的流变。该母题的流变与桃被赋予的神效和异形密切相关,由此导致"食桃修仙"母题呈现出神异浪漫的美学风格。     

道家杨朱人生哲学新论———从老子到庄子的摆渡

杨朱是一位原始道家哲学人物，他以自然主义感觉论即人是一个感性实体为地基，以物我、人己、生死、名实等范畴为构架，构建了其“重生”“为我” 的自然主义生命哲学体系。与列子一样，杨朱是从老子到庄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丰富了庄子的生命哲学，所以，学界有“老、杨、列、庄”之说。但是，由于史料的不足和认识上的偏颇，自孟子以后，杨朱“轻物重生” “人人为我”的思想被曲解了，成了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的化身。实则，杨朱“重生” 的实质是“贵义”，其“为我”的目的是“为人”。杨朱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以“全性保真”为宗旨；在思想上，反儒非墨，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不但虚伪，而且害性伤真，墨家的兼爱、利他则虚妄不实。因此，具有理想个人主义思想的杨朱主张以“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 的自治来对抗儒家礼乐的君制，以自爱、自利、尚异来取代墨家的泛爱、利他、尚同。而杨朱张扬主体的思想则富有积极的现代性。     

浅谈道教文化对青海河湟地区民族文化影响——以道教正一派在河湟地区传播影响为例

本文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以道教与河湟多元文化的互动为轴心,对道教正一派在青海的传入、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通过结合实地调研资料,以河湟地区受道教影响最大的乐都县与民和县为典型个案,解析河湟多元民族文化模式受道教文化影响的特殊现象。提出如下观点:一,道教与藏传佛教结合;二,道教与北方萨满文化的结合;三,道教对河湟各民族丧葬礼俗的影响等。     

论云南巍山彝区道教的新变化

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前巍山彝族传统的毕摩信仰正在急速消亡,道教正在山区彝族村寨填补因毕摩信仰消亡而产生的民间信仰真空,彝族民间信仰与道教发生持续合流。与历史上道教自上而下传播的方式不同,当前主要是在底层民间自发性进行。当前道教在彝族村寨的传播和复兴过程中,表现为全真教的宗教威望下降,正一道的宗教威望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