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天人合一——《诗经》兴象的构建平台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密切相关。“兴”的寓意是“托事于物”,这与上古先民师法自然的思想信仰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

孟子对于中国心性哲学的开创 ,主要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尽心知性而知天的模式 ,在孟子看来对于心不在于去认知 ,而在于将自己的内心发挥到极致 ,这样就可以体认本心而知天。张载第一次在心性本体论上 ,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 :心统性情 ,把“情”这一概念置入心性问题的讨论中。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了张载的命题 ,提出性为体情为用 ,并在性情之上 ,加上了一个统领主宰 ,即心 ,将孟子的心性之心转换成主体性心的概念     

闲吟闲咏谱棹歌--论蒋捷词的独特风格

蒋捷词风独特 ,与其家世、人品不无关系。蒋捷生于巨族 ,家风淳厚 ,正值壮年却痛失家国 ,惨遭离乱 ,一身民族正气使他隐而不仕 ,宁愿漂泊江湖。家世国运影响着词人的创作 ,其词既有飒然凛风之豪放 ,又兼绮丽纤柔之婉约 ,在宋词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     

炎姜、姬周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

古文献中有两个不同的稷神：一个是炎姜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二者之间为甥舅关系。炎姜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炎姜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不窑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以至于周先祖失其代数。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到夏代末年，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后稷弃又再次受到商人尊祀。     

朱之锡治河

清初河患异常严重,清承明制设立河道总督。朱之锡是清代第二任河道总督,他在任期间提出了具体的治河措施并加以实施,使河患得以减轻。朱之锡为治河鞠躬尽瘁,病死于任上,因此,深受沿河百姓爱戴,死后被沿河百姓称为河神。     

"升隶"与"落厢":试论北宋厢军与禁军的互动关系

北宋初年,太祖、太宗通过简拔厢军精锐、扩充禁军,实现了“收其精兵”的既定目标,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军事基础,改变了厢军这一藩镇旧兵的性质。此后,奉行“祖宗家法”的北宋君臣,在军队建设中,都把厢军与禁军视为一体,不断以厢军补充或升隶禁军,同时又把不合格的禁军兵员降为厢军。尽管厢军、禁军的主要职能不同,但在北宋时期却是紧密相连、互相依存的整体,二者的互动关系,是募兵制条件下北宋兵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朱熹和谐理念的现代诠释

朱熹对传统思想中的和谐理念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是一份值得研究的珍贵的思想遗产。朱熹从自然和谐、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等方面论证了和谐的普遍性;从公平性、公正性、和平性、包容性、多元性、适中性、和睦性等方面论证了和谐的原则和基本精神;从宣传教育、建立纲纪、减轻负担等方面论证了实现和谐的方式和途径。     

朱德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朱德进入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凭藉的是他的卓越的军事贡献和丰富的政治经验。从“红军之父”到“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 ,从“人民的救星”到“党的领袖” ,既表明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 ,也蕴含着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极大光荣 ,反映了他追求进步 ,服从真理 ,实事求是 ,不断创新的卓越品质。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时期是党的七大。朱德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他实际上起了一个稳定的中和的作用 ;从194 5年到 195 6年 ,朱德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职务、地位和威望仅次于毛泽东。     

四川岳池顾县话的语法

本文描述了顾县话的一些有特点的语法现象,如语缀、重叠式构词、方位名词、量词、助词等。同时也说明了顾县话受到的西南官话的影响和湘方言对顾县话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