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技术应用企业研发骨干激励机制探究

核技术应用一般是指射线技术与射线装置在医疗、工农业、地质调查、研究与教育中的应用。我国核技术应用企业研发骨干激励存在着激励的创新导向不足、薪酬激励机制不合理、组织文化有欠缺等问题,需结合行业特点及核技术应用企业研发骨干激励的特殊要求,采取相应的激励对策,包括从核心能力出发研究激励问题、建立适于激励研发人员的能力工资制、注重职业发展激励、注重责任激励、建立激发创新活力的组织文化等。     

煤炭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成长性研究

文章以沪深两市2015-2018年的煤炭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煤炭企业资本结构和成长性之间的关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和线性回归的方法，从盈利能力，短期偿债能力，资产营运水平，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反映企业成长性，最终得出盈利能力，短期偿债能力和资产营运水平和企业成长性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这对促进煤炭企业构建合理资本结构，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保证企业经营目标有着实际意义。     

基于效率视角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运用2011-2016年发布股权激励计划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激励效率的角度，探讨公司规模、成长性及产权性质等异质性要素如何影响公司股权激励工具的选择。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能够显著影响股权激励工具的效率，大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股票期权，而小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限制性股票；且公司成长性越高，上述匹配关系对股权激励效率的影响越显著。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选择股票期权作为股权激励工具比限制性股票更具有激励效率。     

基于多目标加权灰靶决策模型的节能服务公司选择研究

用能方对节能服务公司（Energy Service Company，ESCO）的选择关系到合同能源管理（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EPC）能否顺利实施。从用能方的角度，采用灰色系统理论中的多目标加权灰靶决策模型，对存在多决策目标的ESCO选择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ESCO的11个决策目标的决策权数，根据综合效果测度值的比较，最终实现最优对策的选择。本文为用能方的ESCO选择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将房价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归结为"成本效应"及"投资效应"两种影响机制，并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房产性投资行为、房产性投资的深化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房价和创新产出的关系。基于提出的理论观点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至少是通过"成本效应"与"投资效应"两条渠道实现的；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成本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投入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房价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投资效应"是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水平作为中介对技术创新成果产生影响；未能证实房产性投资会挤压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意义：应当重视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本效应"。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创新人才的稀缺性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屋价格上涨，会导致创新人才的劳动力价格随之上涨，这势必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担，影响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长期发展质量；A股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并未挤压技术创新投入，但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效率。在政策上，应当制定相关技术创新效率的考察指标，促进骨干型企业重视其创新效率的提升。     

高新技术企业价值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来自沪深两市电子信息技术行业的经验数据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以2002～2004年我国沪深两市电子信息技术行业的8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资源和经营能力两方面对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价值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公司账面有形资产和研究开发费与企业价值正相关,但账面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显著,广告费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企业经营能力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良好的经营能力与资源有效结合,可以提升企业价值。     

移动运营商项目后评价体系研究

本文回顾了项目后评价的历史以及进行项目后评价的重要意义,并且从社会意义、竞争要求以及资本市场的要求三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的电信运营商进行项目后评价的迫切性。然后根据移动电信运营商的项目特点就移动电信运营商如何进行项目后评价提出了实施建议,并介绍了各种后评价方法的应用。最后,本文提出了建立项目后评价知识管理系统的建议,以提升项目后评价结果的应用层面,提高企业的投资决策水平。     

政府R&D补贴、产权性质与实质性创新绩效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数据

以我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R&D补贴、产权性质与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强度补贴会显著降低政府R&D补贴的正向作用;民营经济比重的上升则有助于政府R&D补贴作用的充分发挥。进一步研究发现,2000—2018年,仅2005、2011和2013等三个年份的补贴强度过高,2007年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均处于合理区间。分区域来看,补贴强度过高的省份多达12个,且大多数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民营经济比重过低的省份有7个,且大多数位于西部地区;补贴强度和民营经济均处于合理区间的有北京、天津、河北等14个省份,而两者均处于不合理区间的有山西、江西、湖北等5个省份。因此,合理设置补贴额度、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优势,是真正发挥政府R&D补贴作用、实现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     

基金发行潮与管理公司绩效

区别于传统以基金作为独立个体的研究,本文以基金的母体——基金家族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以下问题:为何基金家族纷纷发行新基金?基金家族的迅速繁衍是否损害了其投资绩效?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基金家族热衷于发行新基金的原因。并运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以测算基金家族投资绩效为切入点,重点检验了新基金发行对家族业绩的影响。发现基金家族总体业绩偏低,新基金发行在短期能提高家族业绩,在长期会损害家族业绩。为此,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新基金发行对家族业绩的门槛效应。发现要有效促进基金家族业绩,单个基金家族半年内新发行基金数不能超过3只,其旗下基金总数不能超过11只。根据研究成果,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