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食指的三个时间坐标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70年代末到世纪末，新世纪十年代，这三个时间坐标，对应食指的地下写作时期、食指被诗歌现场遮蔽时期、食指被误读时期。三个不同时间坐标轴上的不同的诗歌现场，标示一条起伏的曲线：沉寂、爆发、嚣闹、浮躁、沉静、新进、不纯粹中的纯粹。意识形态化、后意识形态化、流动的现代性，商品社会的物化倾向与媚俗倾向，是一些杂绘其中、时有交叉的细画线。     

钱锺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

虽然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王渔洋神韵说的理论渊源之一,但严羽在《沧浪诗话》里却并没有正式提及神韵一词。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多处征引的严羽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从文献上考证,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已经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由于钱锺书在学界的权威地位,有些研究者未加辨别就直接引述了钱锺书的错误观点。事实上,神韵这一概念范畴在严羽所处的南宋尚未出现,但严羽的诗论主张与神韵说确有着密切联系,而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论述神韵的相关内容,则是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     

“操纵”何为——反思国内译学界对操纵理论解读中的盲区

国内译学界对操纵学派理论在局部存在着某种片面化甚至机械化等令人忧虑的误读倾向,它忽略了该理论本身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严肃而深刻的探讨,也导致部分具体研究根据某种既成理论套路对史实加以主观裁剪,忽略甚至扭曲了世界或中国自身文学史与翻译史中诸多关于译者反抗和颠覆操纵的鲜活事例,从而失去进一步探索译作复杂的生成机制的可能。本文以一篇具有一定误读代表性的翻译史研究文章为引,深入文学与翻译史内部,探讨一种机械的误读是怎么产生的;从此延伸开去,本文进而走向操纵学派理论本身,在反观国内可能存在的接受偏差的同时,通过理论文本的精读考察操纵理论的全貌,以期对历史与理论形成一种更深刻的探寻。     

"方言"对于电影创作的外在修辞价值初探

"方言"对于电影创作具有鲜明独特的外在修辞价值,不但表现在方言可以传神地塑造出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准确地刻画多元地域文化的不同特征;以及满足多元地域文化表达的需要……对于商业电影来说,某些方言还因为具有修辞的夸张意味而成为幽默与搞笑的修辞手段.而对于艺术电影来说,作为叙事时空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方言修辞能为影片增加一种镜头所不能替代的真实生活的质感,并与记录性的电影镜头语言,共同组成了电影真实不可或缺的视听修辞环境,准确地表达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和生活真实.     

拉斐尔·伊斯拉力对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误读

西方学者作为旁观者研究中国回族及其伊斯兰教渊源深厚。其中伊斯拉力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作者以政治伊斯兰的视角,使用二手和三手材料,误读中国化、夸大回族对乌玛的认同而刻意淡化回族的国家认同。阅读汉语文献的水平和消化资料的能力决定了无论伊斯拉力多么精于西方话语,但对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也只能是旁观者不清的臆说。     

文化误读的理论探索

文化误读,从文化交流伊始,便无可规避地存在其历史进程中。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对他者文化真实而全面的认识,长期被传统观念斥责为错误的、负面的。文章试从文化相对主义,解构主义,哲学阐释学这三种不同理论纬度重新认识文化误读,并借此希望探索一条研究文化误读现象的有效途径。     

误读在有意与无意之间

诗歌阅读中的“误读”,无论是读者的有意为之或无意中的“歪打正着”,指的都是读者在对诗意的理解上与作者本意不一致。之所以会发生“误读”,是因为读者从诗中读出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情体验,而以自身的联想力丰富、补充了作者的诗意内涵。可以说,误读难以避免,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它应该出现在率性而为的状态之下,而不是出于无知或有知的偏见。     

天一阁本《石鼓文》之递藏误读及拓本年代

天一阁本《石鼓文》,自全祖望发现后,先后被数次重摹,甚至在光绪年间重摹至国学韩文公祠与石鼓原物交相辉映。因此本毁于咸丰兵燹,后世多以重摹本为参考,故对其递藏少有梳理。全祖望是此本的最早著录者,但其所录诸家递藏时,存在顺序颠倒,致使后世对此本递藏之误读延续200余年。递藏者的改变,使得此本的传拓年代成为新问题。借助钱大昕、张燕昌等相关文献,基本可以推测此本的年代应在北宋中后期的70余年间。     

再论赛珍珠与中国文化

赛珍珠因受“五四”反传统思潮的影响 ,错误地全盘否定儒家经典、古代文学、科举制度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载体———中国古代文人 ,并在西方学术界、文学界产生不良影响 ,应予纠正     

对《雷雨·序》的一次接受学细读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雷雨.序》作为一篇研究曹禺创作的重要文献,标示了《雷雨》早期接受史上的错位接受现象,也折射出作者原旨、读者释义和文本意义三者的复杂关系,更隐含着曹禺对文本意义的理想接受模式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