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早期满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

婚姻是人类繁衍自己后代的文明形式 ,是构成家庭、产生宗族的基础。早期满族的婚姻形态处处渗透了宗法的色彩和内容 ,以宗族家族利益为目的 ,财产作为婚嫁中介 ,严门第等原则成为制约满族婚姻缔结的宗法性因素 ;包办婚、收继婚、早婚、一夫多妻等婚姻习俗 ,反映了宗法的族权、父权、夫权在满族家庭婚姻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 ,体现了浓厚的宗法性     

从《畲岚山》看畲民社会认识观的变化

从《畲岚山》长歌看畲民显现的扬善惩恶观念和爱情观、鬼神观的变迁 ,表现出畲民对社会、对自己认识的深刻变化 ,切合历史社会发展规律。     

道之以德理之以序--试论宗法伦理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探索管理理论的道路上 ,人的因素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 ,这与我国传统管理有不谋而合之处。宗法伦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以其重人伦、重道德为特点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管理理念。实际上 ,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管理 ,而人具有一定的民族性、阶级性和地域性 ,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样 ,中国企业管理所应做的 ,就是立足于中国特有的历史人文环境 ,在西方有用的管理科学体系中注入宗法伦理的有效成分 ,从而整合出一套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天使与妖妇——谈《战争与和平》中的两类女性形象

“天使”与“妖妇”是男权社会中在男性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和艾伦这一组相互对立的人物形象。这两种形象都体现了男权社会的男性们对女性的期待、仇恨、恐惧和丑化，是不真实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的男权中心主义偏见。     

家谱:补充订正史实的特殊档案

中国的家谱、宗谱,古代称之为谱牒,今也称作家谱档案。家谱档案资料对于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应该重视家谱档案的修篡、保护和利用。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这方面做得还不够。通过对宁波史氏、楼氏两大家族的研究,就利用家谱档案解释这两大家族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认识。     

海外华人宗族文化及其历史使命

本文依据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宗族的变化和发展，探讨了海外华人宗族文化的实质与特征。认为海外华人宗族文化是华夏宗族文化的外延和演变，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以及开放、兼容、更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因而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据此对海外华人宗族文化在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与历史使命作了展望和简要论述。     

对女性个体经验的言说——论玛丽·雪莱的《玛西尔达》

玛丽·雪莱在《玛西尔达》借助于对女性个体经验的言说,直言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主体性场域内外的个体经验的文化困境。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试述北魏宗室阶层的犯罪类型

北魏宗室阶层是政权的柱石、统治集团的核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享受充分的特权,北魏时期的法律反映了宗室特权的主要方面.由于拓跋鲜卑历经由游牧部落向文明国家阶段的跃进,宗室成员在身份角色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法制和名教礼法发生冲突,表现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北魏宗室非违主要有政治犯罪、职务犯罪、刑事犯罪和悖逆纲常伦理四类.各类罪行的时间分布特点和惩治力度集中反映出宗室生存境遇的改变和王朝政局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