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和影响因素分析

志愿服务乡村是社会参与人才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式,大学生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乡愁文化”和“社会理性”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所在;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了解程度和志愿组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着力点在于智力支持且具有文教活动倾向性,但也存在意愿与行动脱节、认知流于表面、能动性不强、缺乏思想引领以及对小微志愿组织的支持缺位等问题。乡愁文化嵌入大学文化、引入激励机制、打造志愿组织“大家庭”、牢守宣传育人“主阵地”、强化智力支持优势、补齐理论技能短板、关爱“小微组织”成长、构建“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等可有效优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     

西部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旅游业一直是西部少数民族村寨脱贫致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产业，也必将长期伴随着民族村寨乡村振兴发展的整个进程。本文在阐释乡村振兴、乡村全面振兴概念基础上，针对当前西部地区民族村寨发展面临的乡村衰落困境，提出旅游业能够促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探索分析中国特色的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并按照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三步走”目标任务等一系列中央精神指导，尝试性提供旅游业促进西部民族村寨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选择。     

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演进特征与治理机制

新形势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不仅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而且给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较大压力。厘清网络舆论的生成逻辑，把握网络舆论发展的演进特征，对做好网络舆论引导与谣言治理意义重大。在现代网络社会，随着交往实践的普遍进行，从现实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来看，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的生成，是网络议题、网络交往和网络传播相互作用的结果。受网络社会交往实践主体、客体、环体和介体等多种因素影响，突发重大疫情网络舆论又呈现为非线性的发展演进趋势，极易引发“蝴蝶效应”造成舆论秩序失范，甚至导致“塔西佗陷阱”的舆论信任危机，给疫情防控带来复杂变数。必须建立健全网络舆论治理机制，有效管控舆情，提高疫情防控治理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本依据·价值意蕴·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从历史选择到制度实践构成了我们在新时代夯实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从共同富裕到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制度自信特有的价值意蕴。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既需要大胆借鉴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又务必坚持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以制度借鉴、制度实践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中国共产党宪法治理百年探索及省思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治理经历了从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宪法,新中国成立初期移植苏联宪制模式及本土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新局面。百年宪法治理历程曲折蹒跚,终坚定向前,经验值得弘扬。宪法治理模式的移植当慎重,宪法的权威应维护,加强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创新,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任重道远。     

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农民主体作用、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基于湖南岳阳乡村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因素,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当前农民对乡村振兴关注度和支持度较高,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成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但现实中,农民主体作用也受到诸如农业综合效益较低、农民自身思想文化和能力素质不高、管理机制滞后及基础条件薄弱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需要党委、政府综合施策,采取完善乡村治理、健全政策扶持、建立引导机制、补齐短板缺陷、加强培育培训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尊重、引导、激励和支持农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激发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Does a universal non-contributory social pension make sense for rural China?

China’s pension reform dur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s allowed a majority of China’s population to be covered by a pension scheme. Of particular note has been the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NRPS), a voluntary programme introduced starting in 2009. One goal of our analysis is to assess that pension scheme, using a variety of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cluding data drawn from recent (2013 and 2015) nationwid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s (CHARLS). Our analysis involves an exploratio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enerosity and structure of the NRPS and other pension schemes currently in place. We als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reforming the current “quasi-social pension” component of the NRPS by substituting a universal non-contributory social pension pillar. In connection with our assessment of the NRPS, we note the unusually low benefit levels for rural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