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

本文着重讨论了四种道德学派即: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道德感派、以儒家为代表的良知派、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由意志派。并从两个方面对道德进行划分:从动机上把道德分为理性的和情感的,从层次上把道德分为功利的和道义的;进而将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情感主义、理性主义、功利论和道义论纳入一个统一的层次结构。与此同时,对儒家伦理和西方伦理做了较为深入的比较,揭示出二者之间的不同发展路径和互补格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教育发展述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从创建到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四个时期。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民被赋予了教育权,但限于革命斗争的环境,此时的教育工作比较粗糙简陋。教育必须与革命实际相结合,为革命斗争需要服务。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从未与广大群众脱离联系,从简单教育阶段到教育成型阶段,都反映了群众的教育诉求,从而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和积极支援抗战的热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教育发展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仍在创办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对我国后来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倾斜的象牙之塔——前期创造社、前期新月派文艺思想的悖论

前期创造社与前期新月派既有所侧重地对西方唯美主义思想进行了吸纳，又以开放性的思维和视野，融合了西方其他文艺思想和中国古典文论的某些特质。因而，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呈示出一种相同的复杂性：既反对文学的功利目的，又重视文学的功利效果；既拒斥现实，又认同现实的真实性。这种文艺思想的复杂性，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审美形态，而且对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功利主义辩难

作为一种道德——政治哲学，功利主义的合理性与其局限性几乎同样明显。功利主义的局限不仅源于其自身理论逻辑的不完备性，也来自其外部社会条件的有限性。因此，对功利主义局限性的克服，既非其理论上的自我完善，更不能奢望提出一种完美无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替代性理论，而是应构建由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互补充、相互矫正所形成的制衡机制，以有效地防止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由于过分地倚重某一种价值取向（如功利主义）而导致严重失衡，以至发生倾覆。     

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发展的功利化倾向与对策

本文围绕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功利化倾向,对之做了简要分析。文章阐述了现状,并提出了对策,希望引起高校有关部门的注意。     

“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与功利主义精神——论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自然情感理论

休谟和斯密的光芒有时竟遮蔽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全景,以致弗兰西斯·哈奇森的思想一直未受学界充分的重视。韦伯为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考察了"天职"这一概念;同样,弗兰西斯·哈奇森在"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伦理与功利主义精神之间也完成了一个切换:提出了以自然性情(包括道德感在内)这一新的人学建构理论。"基督教化的斯多亚主义"伦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基本特征。从"遵循自然"到"遵循自然情感"的新的心灵构造、自然情感和人的社会本性学说,为从注重自控与内在自由的斯多亚主义向动机论的功利主义之公共福利与进取精神的过渡提供了基础。     

从结果、行为到行为人：隐性采访的伦理抉择

道德困惑一直是隐性采访争论的焦点，功利主义、绝对命令、中庸之道等西方道德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能解读隐性采访面临的伦理困境。从行为的结果、行为本身到行为人，三种伦理学关注的焦点形成了一个呈逆时针方向的圆圈。功利主义是务实的，绝对命令维护了道德的纯洁性，中庸之道强调行为主体的道德修养，在这三种伦理框架的综合指导运用下，隐性采访完成了从客体到主体、由客观到主观的推理过程，伦理抉择变得更为连贯和一致，渐渐成为一种内涵。     

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理论辩证

阐述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涵，认为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在丰富自身理论的同时，也存在着两点不可弥补的缺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带有中西合璧色彩的理论模式恰恰是中国近代政治文明萌生与演进的强大推进力。     

论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和希望

该文着重探讨中唐政治中“士的超越性”的危机与希望。认为“士”能否认定自己的文化优势是其保持“超越性”的关键。中唐的“士”陷入功利习气之中,从而给“士的超越性”带来了危机。始于初盛唐之际的所谓“文学与吏事之争”在中唐继续展开,其实质是“士”自发地捍卫自己的文化优势。以韩愈为代表的“新儒”用道德形而上学去建构和巩固“士”的文化优势,从而揭开了“士的新自觉”的序幕。     

论高校通识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本质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一种关怀和尊重,具有永恒的价值。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人文精神的培养令人堪忧。通识教育的形成旨在纠正传统教育的弊病,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