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学处境

中国大学走过了百年的成长历程。中国大学一直是在内部变革需要与外部重大影响的双重制约条件下书写自己的历史的。今天,中国大学处于全球化的处境中,大学的发展在西方典范与国內需求的拉锯中,出现了普遍的大学焦虑症,“大学病”在蔓延。诊断中国的大学病,需要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重根源上着手,并从全球化处境出发,真正以全球眼光来处理中国大学的发展问题,中国的大学才有可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并发挥出大学在健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创新文化视野中的大学精神

现时代作为一个创新时代正在形成创新文化。在创新文化氛围中的大学文化也就被打上了创新的烙印。创新的大学文化是现代创新文化的一部分,它与现代创新的精神结构、制度安排、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当代东西方国家的大学的自身变革,正体现了大学适应创新、引导创新的时代精神。在大学的创新过程中,现代创新文化的深层变革正在发生。创新时代与创新文化、创新大学具有一种内在互动的关系结构。     

祛魅、复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精神特质的概括,现代就是"理性祛除巫魅"。祛魅作为现代处置神性信仰与公共秩序二元化方略的准确反映,长期以来被人们解读为一种反对宗教介入公共生活的现代姿态。其实,这种偏狭的"现代"忽略了信仰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并因此无法完整理解现代生活公私两个世界的互动关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宗教的复兴运动促使人们在祛魅之外看到由复魅象征着的人类另一种生活模式。由此人们可以认识到宗教之于人心秩序、理性之于社会秩序的高度相关性。宗教的价值就此再获肯定。而掌握世俗权力的人们,也就不再具有以无神论的方式处置有神论问题的理由。     

在世俗之上:“信仰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价值

李向平认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乃至"主义代替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傅有德认为,与西方的信教主体不同,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主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人多信"现象,这既与宗教信仰间的兼容甚至合流有关,也与信仰而不必委身的理念有关,还与缺乏终极的精神关怀有关,更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求同存异"的特点有关。任剑涛认为,中国迈上小康之路的这一变化,将四维中国的形象完整地刻画出来:"经济中国"构成中国的基础性物化维度,"政治中国"构成中国的国家—法律物化维度,"文化中国"构成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叠维度,"信仰中国"构成中国的深刻价值支持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现代的"中国"。     

典范选择、领袖偏好与国家发展——新加坡经验与中国现代转型

一个从传统形态的国家转变为现代形态的国家,不可避免要经历典范选择、领袖主导和自主发展等方面的历练.中国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由全心模仿美国,到悉心仿效苏联,再到欣赏新加坡,其间由国家领袖人物主导的典范选择,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中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代转型国家,依靠模仿是不可能完成自身现代转变的.因此,在模仿成就了中国现代转变巨大成就的同时,超越既有现代模式,探索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发展路径,已经成为中国自身发展模式凸显而出的理由.而在新加坡与中国之间总结归纳中国发展路向问题,则更具有影响中国今天发展的重要意义.     

国际新格局下的全球治理：展望与研究框架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正逐渐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与中国减贫和乡村发展丰富的实践创新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还较为不足,难以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提供足够支撑.基于中国实践总结经验,探究不同时期贫困和乡村发展的变化特征与一般规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原创性理论,既有助于增进国际主流学界对贫困和乡村转型问题的理解,也有助于为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塑城乡关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益等重要问题提供支撑.     

国家变局中的法家——以王官学、诸子学与霸王学为视点

人们习惯于在诸子学的框架中理解先秦诸家，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进路。诸子学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诸家之学，而是内在关联的思想互动机制。法家是诸子学中的重要一系。限定在诸子学的框架中，并不足以理解法家，需要在前诸子学的王官学体系中理解法家的缘起，也需要在秦汉的霸王学体系中揭示法家的走向，扼住这两个端点，才能准确理解诸子学中的法家如何确定自己的思想定位与政治导向。这是一个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裂变之局中，与秦汉在真正的统一国家平台上重新建构古代国家的巨变中得以凸显的思想变化：法家的突起，为中国从准国家进入完整意义的国家，准备了思想动力，而其余诸家，则从不同角度辅佐法家，玉成了中国的古代国家重建。     

伦理思维的前提批判──现代伦理建构的双维度思索

当市场经济把个人道德操守与其所获利益回报的矛盾问题，以及把公共领域的道德约定与公共秩序有否保证相联系的问题突出以后，社会运作便把伦理学推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位置。伦理学必须处理初入市场经济的国人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伦理学能为从封闭、一元、传统的伦理中心主义社会走出，尝试走进开放、多元、现代的全面发展社会人们提供什么样的理论理性范式。二是伦理学能为局促于旧的伦理格局与新的伦理选择之间的人们提供何种能推动伦理探索的实践及性辩护。伦理学面对的现实问题，使得有中国特点的适于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伦理建构，…     

社会的支点

首先确立两个讨论问题的起点 :其一 ,传统社会是需要意识形态的。但是 ,在关乎社会政治运行的角度进行的意识形态提问 ,则只能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它与现代格局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因此 ,解释现代社会的发生就与意识形态的思考有了密切的关系。其二 ,从解释现代社会的发生出发 ,我们就得按照逻辑的要求来回答 :现代社会的顺畅运行是否依靠某种得以引导它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进行。如果是 ,那么 ,这一意识形态是否就完全赢得了现代社会的赞同 ,以至于不需要进一步的意识形态建设。假如这一主流的意识形态还没有赢得现代社会的普遍认可 ,那么 ,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