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实施中立法的裁量空间

为了最优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宪法精神,通过立法的宪法实施就必然面临立法干预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利保障之间的合比例问题。宪法实施可以分为政治实施、制度实施和规范实施。宪法的政治实施之外,以确定性和客观性见长的制度实施与规范实施不可或缺。宪法规范包含形式原则与实质原则。形式原则不仅赋予立法权以民主合法性,而且还支持其享有一定的自主裁量空间。对立法的合宪性控制最核心的问题是确定立法权的自主裁量空间的范围,也即形式原则与实质原则的权衡。在德国法关于比例原则的讨论中,建立一个包括侵犯程度、抽象重力以及经验认知程度的称重指标体系,可以更理性客观地实现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这对于我国的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行使立法的合宪性审查职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宪法修正案的改革逻辑及其证成

八二宪法的第五次修正案提出了若干新命题，在这些新命题背后隐含着中国宪法内在的改革逻辑。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部分，初级阶段理论告别了革命论，法治建设就此得以可能。初级阶段的法治是一种立法与变法的辩证结合，它需要有一个领导型政党作为人民的代表，以人民为中心，把握立法与变法的平衡。在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国内与国际法体系。但是，领导型政党作为立法之上的引领方向者，必须严格自律，将外在的依法治国与内在的依规治党紧密结合。     

重建经学，可能吗？必要吗？

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经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而经学研究同样越来越受到重视。回到传统中国文明之中,经学既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也是传统政治、生活的价值源头。要全面理解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离不开经学。然而,百余年来,传统学术崩溃,西来学制建立,经学被割裂到文、史、哲等相关学科之中,而从文、史、哲的眼光看到的经学,已经只能得其一隅之偏,而无法窥其全体大用。因此,有必要重新反思经学瓦解的过程,以寻找经学重建的道路。基于此,弘道书院邀请姚中秋、任锋、张龑、陈壁生四位老师举行了一场对话：“重建经学,必要吗,可能吗？”本场对话围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陈壁生的新著《经学的瓦解》进行,就经学重建的必要性、可行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本刊撷要刊发,以飨读者。     

新时代公法的理论视野（笔谈）

法律是民族生活的智慧沉淀,是共同体理性自缚的规则体系,是历史长河中“变”与“不变”的浑然一体。法律致力寻求的是超越和扬弃公共政治生活的不确定性,确认、保护并追求更为美好的理想秩序。法律学者则是发现、解释、建构这一理想秩序的智识主体,不仅有指导精细司法的守护之责,更有襄助理性立法的创制之需。法律学者以保守审慎为职业美德,其核心要义在于,洞明法的变与不变。因应时代之变,以分寸拿捏得当的审慎智慧把脉时代,为全部法律学者尤其公法学者之职分与使命。始于1840年的中国法治现代化在具体部门法层面取得了有效的技术积累和制度成就,但宪治层面的宏观理论体系与制度架构则仍然处于复杂的演进之中。2018年修宪是这一演变进程的当代节点。作为公法学者,我们深刻理解宪治关涉古今中西文明之大端,以及本国政法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因而难以比拟具体部门法的移植仿效功夫,而必有自身独立、整体之理解与创制。历史传统与时代性必然构成宪治思考的背景和限定因素。2019年恰逢建国七十周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其中蕴含的中国宪治精神要素与制度脉络极其丰富,而理论解释、论辩与建构之空间亦极其开阔。中国宪治精神从救亡图存演进为民族复兴,并有进一步拓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文明宪治趋势,而汇为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之亮丽部分。同时,中国宪治精神之探讨仍需高度关注及汲取英、美、德、法等国宪治精神之比较经验。有鉴于此,云南大学法学院于2019年4月12日举办主题为“时代变迁与公法学者的使命”学术研讨会,邀集国内有代表性及深入研究的公法专家学者共同切磋研判,推动中国公法科学的理论多元化对话、竞争及富有内涵的发展,并对中国宪治的改革进步略尽绵薄之力。本刊精选其中优秀发言稿件,以“新时代公法的理论视野”为主题汇集成一期专题笔谈,以飨读者。此专题笔谈分别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王恒、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邬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讲师贺亚宜、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刘敏、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杨尚东共同完成。     

企业规模、资本结构与R&D投入的关联性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本文选取2007-2011年山东省高新技术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了企业规模、资本结构和R&D投入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资本结构与企业R&D投入负相关,但二者对企业R&D投入存在正向的交互影响。这为企业结合自身资源和能力,构建合理资本结构,合理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参考。     

论人民与人口治理——对“八二宪法”第25条的规范解释与重构

自1982年人口条款入宪至今已有30年,在此尝试分析并解释这一宪法中颇受争议之条款——第25条。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的政治,然而谈及中国现代法治进程,涉及的不只是一个谁统治谁的合法性问题,还内含了一个人口治理的维度。人口是人民这一精神性事物的肉身,它的基本单位是家,现代性在中国可表达为从"小写的家"客观化为"大写的家"。就此而言,现代人民统治的基本结构就不是"个体自治—公共自治"的二元模式,而是"公共自治—家庭自治—个体自治"的三元模式。据此,第25条应当从人口治理的角度加以扩大性解释,即应解释为"国家实行人口管理,使人口的变化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