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与发展:中国五年计划的比较与解析

中国已经从计划模式的效仿国逐渐成长为计划模式的创新国,并在计划的发展演变中呈现出与其他有计划国家的显著差异性。为了解析中国五年计划的独特性,进而探讨计划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文章着重从决策哲学的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计划决策哲学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文章分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实质,并比较了实事求是思想与实用主义哲学的异同,同时强调了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坚持科学决策的重要性。     

知识服务业产业效能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

知识服务业具有内部和外部两大产业效能:借助这两大效能,知识服务业通过专业人员和专业手段为其他产业提供各类知识服务产品,将知识资源最有效率地配置到企业、个人或公共部门中去,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全国特别是北京、上海和浙江地区知识服务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结论.     

隐含违约风险的银行贷款定价研究评述

银行贷款定价是一项复杂的金融工程,通过研究其中的违约风险与贷款定价的内在关联、贷款定价中违约风险的理论刻画、违约风险与贷款定价的实证分析等问题发现:违约风险通过降低信贷市场效率和信贷合同价值影响银行贷款定价决策;贷款定价的理论研究更宜采用内生违约风险,而不是对违约风险作外生刻画;由于缺乏数据,违约风险和贷款定价的经验研究欠缺.     

房地产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互动关系研究——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1995-2009年经济增长和房地产业发展的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房地产业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引起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其中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商品房实际销售均价和房地产业实际国内贷款的反应较为迅速,而其对房地产业实际开发投资额的反应相对迟缓;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红利是影响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态势的重要因素,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是通过产业关联效应、金融稳定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来影响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而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则通过产出效应、货币政策效应、收入效应、城镇化效应和人口红利效应对房地产周期波动产生影响.     

纵向竞争、税权配置与中国财政收入占比变化

政府间横向竞争虽能解释中国经济成功转型背后的逻辑,但其效应却与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上升矛盾。在此背景下,政府间纵向竞争被纳入研究的视野。经典文献认为,当上、下级政府围绕共同税基展开竞争时,由于公共池塘效应的存在,均衡税率会走高。但中国的税权配置与标准的财政联邦制有很大差别,因此纵向竞争能否纠正横向竞争引发的逐次均衡,有待检验。假定中央政府掌握调整名义税率及税收分成比例的权力,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发现,纵向竞争未必能纠正逐次均衡结果,其效应与税权配置挂钩,实证检验证实了上述发现。通过对基准模型的拓展,本文最后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占比呈U型变化的原因。     

中美银行现场检查制度差异的文化分析

中美两国的银行现场检查制度 ,在形式、内容和方法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 ,除了金融市场发育水平、金融体系特征和金融监管水平等已经由新古典经济学和标准金融学做出完善解释的因素外 ,还有一些根植于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中的本质原因。本文试从文化层面出发 ,通过中美两国宗教伦理和信任关系两个维度的差异比较 ,来探析中美两国银行现场检查制度选择出现差异的某些根源。     

举债问责与隐性担保：来自城投债交易利差的证据

打破融资平台背后的政府隐性担保是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促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的关键。基于对债券交易利差月度数据的研究，本文发现违规举债问责政策使得城投债利差相对普通地方国有企业债券的利差上升了0.082%，这相当于改革前两者利差差距的16.0%。上述影响集中在债务置换规模较大、财政实力较弱的地区和财务状况较差的融资平台，表明违规举债问责有效降低了上级救助预期所产生的“隐性担保”。进一步分析发现，违规举债问责的影响集中在地方政府发展压力更大的地区，表明举债问责作用的机制很可能是加强了地方领导干部的举债约束，降低了其依赖上级救助预期举债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本文的研究表明，为有效约束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违规举借隐性债务的行为，强化对违规举债行为的问责是必要的。本文的结论对建立与现代财政制度匹配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构建权责清晰的央地财政关系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