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引入: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科学——政治科学中概念的引入问题及其解决过程

本文从界定政治科学研究中概念的引入问题入手，分析了行为主义方法论解决方案的得失，并以亨廷顿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引入经验的、描述的、程序性的民主概念为例，指出概念被引入政治科学之前需要得到政治哲学的双重磨砺——理论阐释和语言澄清。最后，论文试图把政治科学研究中概念引入问题的解决过程概括为包括起点、途径和扩展三个环节在内的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科学的连续过程，并以此揭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内在勾连。     

网络问政如何建构问责——基于对广东河源市网络问政的分析

网络问政在多大程度能够成为推动中国责任政府建设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一个有待学界给予认真探索的课题。重构中国政治理论语境中的问责概念是研讨这一课题的理论前提。网络问政的个案分析表明,网络问政已初步搭建起建构问责的三根支柱,但其运作机制不仅有待完善,而且也包含内在紧张。从理论上看,网络问政建构问责在性质上具有两种取向,在形式上是一种复合问责;它对于中国责任政府的建设具有正面推进的功能,但双重根源的制约也极大地限定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双向激活：“河长制”运行中体制与机制的连接——基于广州市治水实践的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学术界针对“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水环境治理的效果”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体制失效论”认为结构性的治理体制是影响治理效果的核心因素，“机制有效论”则认为微观的、程序性的机制因素更有解释力。通过对广州市2014年以来水污染治理实践中两个版本“河长制”实施过程的追踪观察，本文发现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性因素，“河长制”20版本正是实现了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融合，建立了“双向激活”的互动机制从而提升了水环境治理的效果。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好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     

广东政治发展30年:为中国政治转型探路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政治发展以其历史性的成就、先行探索实验的特征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广东经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定位: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探路和示范。走向良法之治、推进混合民主、扩展社会自治是广东为中国政治转型进一步探索示范的基本方向,广东政治的发展趋势预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     

儒家传统如何支援现代民主——对亨廷顿问题的一种解答

本文针对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提出的问题 ,指出儒家传统支援现代民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和法治框架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的确立 ,二是思想前提———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经过自我限定之后 ,重新定位于社会中的个人。在此前提条件之下 ,通过儒家政治人这一中介环节 ,儒家传统中的精神要素 ,如忧患意识的责任伦理、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以及修身正己的自律意识等将成为支援现代民主重要的文化资源。     

"建设政治文明,推进深度改革"笔谈

编者按: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强调了建设政治文明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20周年的大会讲话中,也强调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无疑,建设政治文明,既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问题,又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问题,必将制约和影响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状态.为此,我们特约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任剑涛、肖滨、郭巍青、郭正林等四位政治学者就此展开论述,编辑而成这组笔谈.     

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

立宪选择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选择，它需要来自政体理论的支持。问题是，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针对这一问题，基于麦迪逊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我们给出的回答是，政治科学的政体理论为立宪选择提供知识依据、价值引导和操作指南，从知识、价值、操作三个维度支撑了人类的立宪选择。     

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双面性与非均衡性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推行的"金税工程"和"金财工程"表明,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中出现双面运用现象并形成了非平衡的格局.信息技术运用于国家治理出现的非平衡格局具有深刻的根源和风险性大等特点,"双金工程"所形成的不平衡格局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三重失衡,给中国国家建设带来了新风险,即"数字利维坦"风险.只有公民、公民社会的力量壮大和宪政民主的制度构建起来,才能抑制国家监控体系的单面扩展,化解"数字利维坦"风险.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定位的四个维度

从战略选择的高度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定位体现在四个维度:顺应中国国家权力运行从国家专政、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发展的历史趋势;回应现实挑战,确保在中国共产党统领格局下多元主体有序的协同治理,化解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之间的紧张性,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立足全球视野,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奠定坚实的内部基础;优化治权,重构执政合法性,从经济绩效合法性转向治理有效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