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贫困视域下乡村转型的困厄与重构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 这使得新穷人现象日渐凸显,并成为影响甚至主导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线索。 作为新穷人的典型表现,乡村新贫困既包括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村民难以获得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社会公认生活水准而引发的结构性贫困,也包括由消费欲望激发的社会心理性贫困。 由此,乡村消费转型表现为如下困境:私人消费中,个体消费认同在地和脱嵌的困境以及家庭消费规范物质化和人伦的两难;集体消费中,消费品“上移冶和“下乡冶的悖论。 为应对这些困境,必须从消费角度,破解“新穷困冶的结构性和文化困境,实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并举。     

学术自由及其限制古典学术自由观批判

古典学术自由理念是西方启蒙理性的产物,它建基在三大理论支点之上,即"意见自由市场"、"价值中立"及"学者是真理的代言人".然而,由于这三大理论预设本身难以自洽,故古典学术自由观把学术自由作为一项绝对权利,排斥任何形式的社会干预的观点是有缺陷的.     

禽流感疫情管理中的问题与挑战：一项基于家禽风险管理的实证研究*

以往的疫情报告表明,小规模养殖方式的存在是导致疫情爆发的主要根源。如何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实施监督是重建整个疫情规训设置的重中之重。然而,调查表明,现有疫情规训机制是基于现代养殖场的风险管理模式建立的,不论“知识-权力”设置,还是管理技术都难以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和散养方式实施有效监管。而且,在整个乡村,盛行着工业化养殖文化（现代养殖文化）和有机养殖文化（传统养殖文化）的话语权之争。因此,为了应对碎片化风险管理现状,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知识-权力”设置,而且需要重新定义工业化养殖文化,以克服现有“混杂性”小规模养殖方式的诟病,真正建立有效的疫情管理机制。     

消费社会理论反思与中国消费社会的建构

丰裕时代的到来宣告了以解决物质匮乏问题为旨趣的理论范式的终结。新的时代必定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的旨归是什么,即在物质匮乏问题得以解决之后,人类又将面临怎样的发展困境。一、从现代性体验到符号的“囚牢”:消费社会理论溯源综观国内外学者对消费社会的探讨,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技术理性的无限扩张,加上符号编码的图腾,商业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人的潜意识深处,整个生产的过程就是制造消费的过程,消费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性质;第二,生产的意识形态已从幕前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     

消费视野中的社会发展

自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工商业文明时代以来，建立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基础上的消费社会的产生已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消费社会的运作必然要求建立与富裕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机制和精神价值。这种社会机制和价值规范鼓励和确保个人追求和享有自己的正当利益，     

私人消费政策的变迁:基于制度性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

本文运用行动舞台理论研究私人消费政策的变迁。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者主导时代,个体"行动舞台"的实质是家长式的封闭性舞台,主要解决物质匮乏问题。由于这个时期主要是围绕计划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进行,存在压制人的基本需要,不利于人的发展的问题。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是生产者主导时期,个体"行动舞台"开始多样化。这个时期要处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问题,存在生产者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进入消费者主导时代。个体"行动舞台"的实质是拓宽行动舞台、开发人的需要,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时期要处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由于消费者决定生产者,因此存在如何确定消费者合理需要,真正满足个体发展的问题。     

从制度能力与职能范围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在看待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不管是存在＂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以及＂强国家、强社会＂等实践模型的探讨,最关键在于确定国家与社会的合理限度。而从制度能力和职能范围两个方面出发,无疑是考察与确定国家与社会合理限度的有效视角。而制度能力维度的考察,又涉及到从国家的自主性、行动能力和国家的合法性三个方面考察国家与社会的合理限度。也正是围绕着制度能力与职能范围两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演变,而风险社会的到来,又为反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提供了契机。     

对乡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及存在问题的反思——以禽流感的风险应对为例

禽流感事件的发生使国家力量重新进入到乡村社会中,整顿了乡村防疫体系,极大提高了乡村防疫能力,但是乡村防疫体系还是存在乡村卫生防疫体系的不完善、信息系统的落后等根本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一方面打破国家"进入-退出-进入"乡村防疫体系的恶性循环,避免国家承担过多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克服乡村社会对国家的依赖而丧失其自治能力的困境.这就要求在乡村风险管理主体上,实现由国家本位向乡村社区自治型转变;在风险管理实践上,实现由纯公共物品提供向明晰公共物品产权转变.     

困厄与出路：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

治理作为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运用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国情相契合,也就是说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社会的治理.中国治理的困境主要存在于农村建设的管理与自治、村干部的行政权与自治权以及村民的分散经营与集体认同的三对悖论中.为此,需要重整国家政府、基层政权与乡村的利益,并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     

建国以来消费政策范式的演变：对十个“五年计划”的分析

自1978年中国社会进入消费转型期以来，如何激发国内消费需求，建立一种合理的消费发展战略成为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通过分析建国以来中国消费政策的嬗变，揭示出建国以来在消费基本理论问题上的争论以及围绕争论所引发的消费理念的嬗变，并分析随之导致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便于更好总结我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消费政策，最终促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