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我校党的建设的几点思考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两届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之后,我校党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学校党委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党员的党性观念有所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有所提高,党的工作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目前我校党的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还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如何进一步加强学校党的建设,这是需要我们     

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加快学校改革和发展步伐

山东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学科齐全,师资力量、科研力量雄厚。几十年来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数万名大学生、研究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行办学体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年来,为解决这一矛盾,我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然而,     

关於西晉占田制度的評價——与郑佩鑫同志商榷

西晉占田制度,其內容的解释,虽然尚属众说纷纭,但就其整个评价来看,却是颇多贬议的,多数研究者都认定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纸分赃法令,一个苛重的賦稅制度。最近,郑佩鑫同志写的《西晉占田制度的新探讨》一文(《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62年第1期),又对它作了全面的探讨,颇具新义创见。不过,仔细寻绎,却也有些不敢苟同的看法,谨以一得之见就正于郑同志和读者。     

纪念《文史哲》创刊三十五周年

<正> 《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5月,今年是创刊三十五周年。三十五年来,《文史哲》在推动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走过一些弯路。回顾《文史哲》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后办好《文史哲》,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是很有意义的。《文史哲》创刊的时侯,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当时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正在蓬勃兴起,解放后的新山大也是一片生机,教师们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并力图用马列主义指导教学和科学研究,为繁荣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服务。为了推动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华岗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创办了《文史哲》。     

中国实学发展论略

“实学”这一概念由来已久,一般用于概括某一时代具有现实性,现实意义的学说,并没有特定的内涵。实学的“实”是相对于“空”、“无”而言的,在这种意义上讲,历来讲求经世。以解决现实社会与人生问题为终极目的的儒学实质上就是一种“实     

复刊词

创刊于1951年的山东大学学报(文科版),作为发表文科帅生科研成果的园地,曾经在校内外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自“文革”发生,被迫停刊,中断二十余年。今天,在各方面的关怀下,得以重新再现于学苑教坛,不能不说是山东大学的一大盛事,兴奋之余,写了下面几点工作意见,供编辑部同仁们参考并就正于读者。1.要紧紧地把握在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这两个基本点,在办刊中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对改革、开放的舆论宣传。     

关于墨子的两个问题

<正> 关于墨子,我知之不多,谈几点粗浅的看法,向大家请教。一、墨子的里籍问题自晚清以来,专治墨学的许多著名学者,认为墨子是鲁国人。但他在鲁国的什么地方,却一直没有弄清。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确认墨子故里在鲁目的“滥邑”。滥,这个地方,原为商族的同姓目夷氏所建的“目夷路”,至周代变为小邾国(亦名郳国)的下邑。小邾,当时是宋国的附庸。到鲁昭公三十一年,此地合并到鲁国,战国时期又为齐国占有。学术界曾有人说墨子是宋国人,也有的说是齐国人,可能与滥这个地方的归属变迁有关。因此,我们认为:不论说他     

略評“曹操”——並揭露王仲犖先生的剽窃行为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向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不过很多人只知道小說或戏剧中的經过艺术加工的曹操,而根据历史記載,曹操究竟是何等样人——对此并不怎么了然。应該承認,这两者之間是有区別的。在文学艺术領域里,曹操是奸訐的典型、是个十足的坏人。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曹操,却不能完全否定他。用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估价曹操的功过和他的历史作用,曾成为一种客观需要。王仲犖先生就钻了这个“客观需要”的空子,于五六年十一月出版了“曹操”一書。虽然他也为自己提出給曹操以“恰如其分的适当的評价”(見     

对当前資产阶級史学批判的几点認識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主席的这段話不只适用在文学艺术方面,而且也是古今中外历史学上的至理名言。这不仅因为历史学是文化战綫的一个方面,是无产阶級进行理論斗爭的一个阵地而且从历史上看,它也从来不是什么放在象牙之塔中供人欣赏、点缀昇平的玩意儿。历史     

中国资本市场融资顺序新证:可转债发行公告效应研究

本文对中国截至2004年底发行的全部可转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可转债发行公告对股东价值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将可转债按股性价值大小排序后发现,发行股性可转债对股东价值的负效应小于发行债性可转债的负效应,这与Myers和Majluf(1984)模型的“优序融资顺序”不一致,反映了中国市场特有的“股权融资优先于债券融资”的融资顺序选择。结合考虑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结构,在回归分析中引入反映“二元”股权结构的变量,发现可转债公告效应不仅与股性价值负相关,与公司规模和发债规模负相关,且与股权流动性结构、非流通股帐面值和财务杠杆等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量正相关。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与治理结构的变革对中国资本市场融资顺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