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简介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正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于2012年3月正式成立。中心是以复旦大学人文学科为基础搭建的学术平台,旨在依托复旦的人文学术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传播中华文明,促进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中心面向世界各国杰出学者、每年为海外优秀的中青年中国学学者提供一定的访问研究机会,并通过学术报告、小型学术工作坊、学术出版等各种形式,构建访问学者与复旦以及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体系。一方面为海外中国学学者提供"在地的"研究环境,推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立足复旦与国内,通过交流与合作研究,提升中华文明研究的学术辐射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中华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国际化筑造平台。     

上海文化中心地位的衰退与重建

上海,这个曾被誉为“东方的希望”的大都市,近年来步入了一条步履维艰的道路。它的发展走向,它的举手投足都受到了世界的注目。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希望,涌现了许多新的模式,象“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特区模式”,其共同特点就是农村的初步市场化、城市化。可是,象上海这样都市化程度很高的中心城市,在经济、文化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有活力的“模式”。相反,在世界和全国的文化     

天儒同异: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学说述评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中国和西方搭建了一座文化桥梁。同时也开始了最初的文化冲突。由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分别提出的“中学西源”和“西学中源”两种完全相反的学说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明末“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极力主张“会通”与“超胜”，使我们从中看到了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     

向“中体西用”的本义回归

"近三十年学术传统的重建与回溯"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新三届"学人,即1977、1978、1979级的大学生,入校后,下意识的责任就是"拨乱反正",重建学术史。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思想文化史的师生提出"重写近代史";中文系章培恒先生、骆玉明先生在重写文学史;1983年,吴晓明等"七君子"在桂林"发难",也是要重估哲学史。大家一开始就有学术重建的企图,是因为面对的是一片思想废墟。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重建过程并没有结束,也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完成。而且,我们中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我看当代学术史,仍然是把它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因而,这三十多年的学术重建,其实也是     

简论明清“西学”中的神学和哲学

通常认为中国人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是从严复翻译英国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开始的。其实西方的哲学、神学是从明末开始影响中国人的 ,并慢慢地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 ,对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补儒易佛”:徐光启的比较宗教观

长期以来,一个本应在中国思想史甚至是世界文化史上震聋发瞆的口号一直被忽视着,也从未有人加以分析。这就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由开教“三大柱石”人物之一的徐光启提出的“补儒易佛”。万历四十年(1612),在《泰西水法序》一文中,徐光启说:“余谓其教(指天主教)必可以补儒易佛……”。四年后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著名的《辩学章疏》中,针对沈漼排斥耶稣会士传教的上疏,他又一次提出天主教与儒学、佛教的关系问题,对“补儒易佛”     

清学史：王韬与天下一道论

王韬，历来被中国近代思想史视为“早期改良派”人物，但他还是不是一个文化史人物，学术史人物呢？如果我们把研究机焦转到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领域，看他在“西经中译”，“中经西译”活动中的贡献，以及这方面活动给他思想带来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本文从王韬的生平、著作的根据出发，结合对他的生活环境的考究，指出：王韬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他较早地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大同理想”，而这种理想策源于十九世纪欧美乐观精神的“世界主义”。     

17、18世纪的中西"年代学"问题

16世纪末,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向读者介绍了<圣经>"年代学".<圣经>"年代学"按照"亚当族谱"定历史,宣称世界历史一共"五千五百五十年",所有民族,包括中国人,都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年代学",以及附属于该学说的"自西徂东说"、"中国人种西来说",在中国引起不同反应.更有兴味的是,17、18世纪的在华耶稣会士从儒家经典中察觉,中国历史有"四千年"的文明史,而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史前历史应该更长,远远超过<圣经·创世纪>的"年代学".在华耶稣会士写信回国,要求按照中国人的记载,修订欧洲的"年代学".伏尔泰最终按中国年代学确立了近代历史观,从中可见中国的儒家历史观对于欧洲17、18世纪历史学的重要影响.     

“文化多样性”与民间宗教的合法性——以老上海为例

最近一百年里，人类思想对于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性大大增加了。手头有一本英文老书，是1904年美国“学生志愿传教运动”领袖穆特写的《本代人之内的世界福音化》（John Mott，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本代人之内的世界福音化”，穆特最出名的就是这句豪言壮语。他要把讲英语的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大学生组织起来，到全世界传教，在几十年内把亚、非、拉美人民都皈依为基督徒。当时真的是轰轰烈烈。但是，一百年后，21世纪最进步的思想却是“宗教对话”和“文化多样性”。     

博士生导师朱维铮教授

博士生导师朱维铮教授朱维铮教授，１９３６年７月生，江苏无锡人。１９６０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随在本系历任助教、讲师（１９７９）、副教授（１９８５）。教授（１９８８）。１９７９年起任专门史硕士生导师、外国高级进修生导师，指导方向为中国文化史、中国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