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研究综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80周年.80年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由此所掀起的"大革命"风暴,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对于此后左右中国革命进程的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党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的研究上学者们争论较大.近10年来,随着有关档案材料的发掘和公开出版,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和新见解.为了进一步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本文对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中的代表性观点作一简要综述,希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有所裨益.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确立了国联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决策,并对其保持相当程度的信任。但国民政府并未单纯依靠国联,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即在不失国联同情的前提下,同时展开直接交涉与武力抵抗;塘沽协定后,又将国联外交转换为大国外交和推进国联的对华经济技术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中。     

论诉讼对正义的实现途径

正义既是诉讼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点,同时又是诉讼的归宿所在。因此,相对于其他社会领域而言,在诉讼领域人们往往更加注重对正义的关注和追求。诉讼对正义的实现途径的是多视角和多层面的,研究诉讼对正义的实现途径有助于更全面探知和把握诉讼的本质。     

济南惨案与国民政府的宣传对策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统一中国而制造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作为一个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且处于弱势地位的国民政府,为使日本暴行大白于天下,宣传策略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直接领导了这次宣传工作,结果在国际上得到了欧美列强政治和道义的支持,国内舆论统一,民众反日运动有条不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国民政府确立诉诸国联政策之原因新论

“九·一八”事变后，诉诸国联的决策之所以能迅速被确立起来，是国民政府根据国际国内情势，时多种因素综合考量所作出的一种选择。制约这种选择的主要因素有：传统“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思维惯性；对国联及其舆论维持国际“正义”存在一定的期望；应付国内舆论及反对派的谴责与攻击，维系人心；在“和”、“战”都难以执行的情况下无奈的选择等。国民政府在内外交困的状况下确立诉诸国联的决策，并逐渐使之成为一项长期而稳定的外交政策。     

奉系军阀对济南惨案的态度及原因探析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统一中国而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学界对此次事件的起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及交涉经过等均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对立面——奉张的安国军政府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却鲜有论及。事实上，北京安国军政府对此次事件反应也非常强烈，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说明南北政府在民族和国家利益受到日本侵略时态度能够趋于一致。     

汉冶萍公司与国民党政权之关系——以1927—1929年整理汉冶萍公司案为中心

1927—1929年,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整理"汉冶萍公司的活动。其目的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增强自身统治的基础。汉冶萍公司无力对抗,遂向拥有公司巨大债权的日本求援,整理汉冶萍便转化为国民党政权与日本之间的博弈。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不仅国内政局动荡,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在日本的干预和阻挠下,国民党政权无论是武汉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均无法真正对汉冶萍公司进行接管整理。国民党政权丧失了将汉冶萍公司收归国有的一次良机,而汉冶萍公司则在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依靠日本,最终沦为日本的附庸。     

从中国革命史的大背景考察“大冶兵暴”的历史功绩

大冶兵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兵变。考察它的历史功绩不能脱离中国革命史的大背景。大冶兵暴发生在中国革命由失败到复兴的转折时期，不仅在鄂东南地区而且在全国范围来说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开启了共产党人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策动兵变的先例，另一方面奠定了红八军和红三军团的基础，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政府对日交涉关于宗藩态度差别的原因探析——以琉球、朝鲜为中心

琉球和朝鲜都是中国传统的藩属国,在对其遭受日本的侵略这一问题上,清政府本应同等看待,但是清政府在实际对日交涉中却采取了轻视琉球、重视朝鲜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两者的战略地位、清朝的海军力量及其清政府大国虚荣心等因素影响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