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唱和词集与《花间》余波——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

唱和词集与词坛风会关系密切.明清之际唱和词集较多,文章仅限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五部唱和词集.这五部唱和词集重小令,内容多绮艳,风格尚婉丽,表现出<花间>词风的特征,这与当时词坛<花间>余波仍旧盛行有关.明清之际,<花间>余波有起伏消长.<幽兰草>体现它高潮开始的标志,<唱和诗余>体现它的新变;而<遁渚唱和集>的黍离之悲,<随草诗余>的人生感怀,则体现出运渐背离<花间>词风的趋向.     

罗振玉"逼债"说之源流及其与王国维经济关系考论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之年,正是位居天津张园的逊清小朝廷政治斗争激烈之时,以溥仪深相赏识的王国维之死作为契机排斥异己,成为郑孝胥等人的政治谋略。罗振玉“逼债”王国维之说就是在郑孝胥的策划下,经史达、郭沫若、溥仪、周君适等人递相祖述并加诡异想象,而使这一谣言一时竟然成为“公论”。而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则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王潜明早逝有关,明确说明无关乎罗振玉之逼债。检王国维与罗振玉近三十年相知相交的经历,虽然在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两人通信多有对古物、书画的买卖之事,但王国维主要提供信息以供罗振玉参酌,罗买与王买分得清清楚楚。罗振玉确实对王国维一家经济多有支持,但其主要方式是为王国维提供以劳务、职业或职务而获取报酬的机会。罗振玉视王国维为天挺之才,深感若令其旁皇生计乃是自己的耻辱,所以用各种方式缓解王家的经济困难,其主要目的是让王国维勿劳分心专力学术,以精深之学术延续中国学术之辉煌,罗振玉的胸襟与格局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罗、王经济关系的底蕴在学术,这是现代学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章。     

《花间集序》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

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作为最早的一篇词论,历来备受关注,但学界往往侧重揭示其对词体软媚风格确立的奠基意义.其实由于面向"西园英哲"和"南国婵娟"的双重对象,<花间集>及其序言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两重性或折中性.<花间集序>从音乐特性解说"花间"的意义,清艳的审美价值从中已得到确认.<花间集>中所收录作品也与序言中所揭示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这种作品与序言在审美上的一致性,可以从特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论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

王国维与沈曾植都是20世纪学术的代表人物,两人因罗振玉而相识;在1916年至1922年共同居沪的七年间,时有诗歌酬唱,诗风不同而情谊可见;王国维的若干音韵、西北地理、蒙元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多受到沈曾植的提点或影响;王国维通过若干序跋歌联等形式,对沈曾植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作了充分的估量;王国维为沈曾植之后的学术史续写了精彩篇章.     

《静庵藏书目》与王国维早期学术

王国维的<静庵藏书目>手书于其<人间词话>手稿本之后,收录书目170种,其中包括若干套丛书,书目写定于1909年5月之前,汇集了王国维从儿时一直到改治词曲之时所收藏的主要书目;这些书目从来源可分为家藏、获赠、自购、手抄四个部分,是王国维早期学术特别是词曲之学的主要文献基础和理论渊源;藏书目将此前借阅、购置的西方哲学与美学等书目排除在外,体现出其回归中国古典的淳朴愿望;王国维以读书为基本的生存方式,其读书之道,有很多就是在对藏书目中的书籍阅读中逐渐形成的;藏书目是解读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情感的重要文本依据.     

“中国文学批评史”称谓的多重指涉及相互关系

“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称谓,表面上约定俗成,其实客观上存在着多重指向。从历史发展与研究现状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它起码应该指涉三个层面学科门类,研究方向,研究对象;三者之间既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也有历史形态的研究对象与科学形态的著述方式之分。该文试图对整个学科进行本体意义上的系统观照,并为本学科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廓清思路,提供一个认知基础和逻辑前提。     

王士祯、赵执信关系考辨

王士祯、赵执信关系考辨彭玉平考察文人间的关系，不啻为了解当时的文学实际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清代的王士祯和赵执信就为我们的这种考察提供了一个机会。王渔洋和赵执信之间的关系，因赵著《谈龙录》一书而由若隐若现渐趋明朗。赵执信在序中曾直言不讳地说：他与王...     

一本逊清朝廷的政治斗争实录——论《王忠悫公哀挽录》及相关问题

1927年,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因其国学大师的学术地位和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身份,而引起中日学界、政界深度关注,相关追忆追思之诗文数量甚多。两个月后,在罗振玉的统筹下,由王国维之子王高明等具名编辑《王忠悫公哀挽录》一书,略见一时之思之情。此书中虽全文照录溥仪之诏书,但未见罗振玉代拟代奏之遗折,这与罗振玉的特殊心理有关。《哀挽录》序出自罗振玉之手,但署名“沈继贤”,对以郑孝胥为代表的晚近士大夫进行了道德人格上的尖锐抨击,带有檄文色彩。罗振玉自称先后犯三死而未能,并非虚饰之言,而是深契其当时处境与心理。吴可读、梁济与王国维,被认为是晚近五十年间三位尸谏殉节之士。《哀挽录》一书除了悲音悲情,还夹杂着不少隐喻,实际上是当时逊清朝廷政治斗争的一次集中反映,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音情之悲与词体之尊——李清照《词论》新探

李清照《词论》梳理词史,从本质上说,并非要做一种文学史层面的学术考察,而是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尊体观念蓄势。音律问题只是李清照勘察唐五代北宋词史的学术基础,而在音乐和歌词中抒发悲哀情感和张扬凄美意识,才是李清照心目中的填词高境,而李清照自己的词也是以带有文人气质的悲音悲情和深意远韵为主导的,以此可见李清照理论与创作的一致性。李清照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尊体观念,决定了她的批评只能是以否定为基本方式。李清照不取传统文学批评“摘句”的批评模式,而注重在清理词史的过程中来论定词人得失,更具理论的涵盖力。她的著述视野既有创作者的理论自审,也有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和研究者的条贯分析,其中更融入了女性的冷静细密和恢复词体本原之尊的使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