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司法“用谲钩慝”之术合理性反思

诱导侦查并非外国才有，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中也有体现。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类似今天的诱导侦查。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既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固不可废”，亦“免于追捕之烦”，具有特定时空下的合理性，该经验之术是古代司法智慧的结晶，具有周延性与可借鉴性。依据诱导公式理论，诱导侦查措施的使用存在一定限度。现代法治社会中，有必要对侦查机关的诱导侦查权力侵入保持警醒，当明晰诱导侦查的使用条件，使侦查方法从规范化、合理化逐步走向法治化。     

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结构的几个问题

中国法律史学科体系与结构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创新的话题。历代法律史学家建构的法律史学科体系,向我们展示了法律史学研究的真谛。法律具有调整社会、控制社会的功能,与此相关的还有社会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内容。法律史学以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为研究对象。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宏观体系,微观探求中国法律史学科结构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绩效工资强度对员工薪酬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14家企业的506份薪酬满意度问卷及其客观薪酬数据为样本,以SPSS13.0软件为工具,采用曲线估计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探讨绩效工资强度对员工薪酬满意度的影响,以及职位层次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工资强度与薪酬满意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职位层次对这一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最后,讨论了对企业薪酬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传统法文化研究的优势与限度

法学研究如果阙如法律文化的透析,法律文化的研究如果不以“传统”为传承,那么,中国法学似无源之水、无灵之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研究速度甚至超过国外的相关研究,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是总体研究上缺乏系统化,层次研究上一元化,“现代化范式”下的西方中心化。本文欲对当下中国传统法文化研究予以宏观评析,以反思的方式凸显中国传统法文化研究中的悖论。     

重情、事理、用法与和谐社会秩序——一个法律史分析的视角

本文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法文化——情理法及其关系研究者们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探求为什么会在中国形成情理法的"场效应",通过情理法的"迭相为用",从而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探求其背后隐藏着的人性、人伦及人神分离的中国非宗教信仰意识。作者这一推进式研究,目的在于探寻情理法得以发生发展的"自然法"基础,揭示和谐秩序形成的多元制衡因素,并从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建构所依据的法的工具意识上,剖析情理法交织并存、良性互动的必然性。     

清末法律移植活动及其思考

清末修律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法制现代化始终贯穿着法律移植。清末修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活动 ,其指导思想、方式、手段、过程都留下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值得我们思考。     

略论清初崇德会典的议定

清政权入关前颁行的部分法律、政令保存在“崇德元年丙子岁四月十二日登基后议定 (的 )会典”中 ,即《崇德会典》。近年有人撰文提出“《崇德会典》子虚乌有”,连所使用的史料都是虚假的。其实 ,清初皇太极时期是有《会典》的 ,将其命名为《崇德会典》不仅符合古籍整理所遵循的一般规范 ,而且在清初的司法实践中也能证明是运用了《会典》的     

清末修律取法日本述论

清末修律标志着中华法系的解体 ,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清末修律不同于中国封建历朝历代变法改革的最大特点 ,就是学习和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学说和法律制度 ,使得中国法律从体例到内容 ,从法律术语到法律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成为大陆法系的组成部分。日本法作为中国法律与大陆法系法律媒介 ,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历史是曲折发展的 ,似乎也呈戏剧性 ,但我们必须正视历史 ,因为她的背后依托着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早在公元七世纪 ,当中国的唐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达时期 ,成为世界强大帝国之时 ,日本则刚刚进入封建社会 (…     

中国古代“出簿籍相质证”民事证据规则论析

我国古代的官府簿籍是诉讼的证据,主要适用于所有权纠纷,包括不动产的田宅纠纷和动产的奴婢、牛、马等财物纠纷。簿籍具有公证效力,可以验证私人之间契约的真伪,其证据效力高于其他证据。经由官府确认的书证也称"旁证",也具有公证的效力。出簿籍相质证,一般采取当堂呈出和当堂验明的方式,以"足见"、"见得"、"显有"等语词表述。该规则的适用既可杜绝伪造证据行为,利于法官准确及时结案,又使古代百姓具有证据意识,是"券证主义"的具体表现。     

中外历史上罪刑法主义思想之比较

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刑法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刑法普遍遵循并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然而作为一种思想在中外刑法史上均有一个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且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背景的差异.罪刑法定思想所蕴藏的理念也有不同.通过中外历史上思想家对罪刑法定思想阐述的对比,可以得出其中的历史价值、局限性及其留给我们的思考.